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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政殿内,高防、韩通告退了,李崇矩留下了。未己,皇城使张德钧来了,进殿之后,先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李崇矩一眼,尔后敛目垂首,卑敬地向刘承祐行礼。

    看着这两个特务兼情报头子,刘皇帝也不需要不需要以厉声怒色显示其威严,给他们施加压力,将二者同时唤来受训,就已经表明自己的态度了。

    “陛下,此番哄抢风波,险生大乱,酿成恶果,是臣监察不力,请陛下治罪!”李崇矩也和方才的高防一样,主动请罪。

    “请罪的话朕不想再听了,这失察之过,朝廷上下,又岂独你一司?”刘承祐摆了摆手。

    此言落,旁边的张德钧表情更增添了几分小心,说起来,武德司兼顾天下道州,他皇城司则主要在京畿,开封发生了此次骚动而未及时警觉,刘皇帝没找他的麻烦已经是他的幸运了。

    看着二人,刘承祐直接道:“朕要的,是总结教训,引以为戒,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东京,乃至整个天下的舆情管控,除了有司机构,你们也要拿出具体的措施!”

    “是!”李张二人,当即应道。

    “具体的事项,不用再让朕教你们吧!”目光在二者身上来回扫了两圈,刘承祐问道。

    两个人微躬着的身体顿时又矮了几分,或许刘皇帝自己都没有察觉,他威势愈重,几乎融入到了平日的一举一动之中,一言一行,不经意间就能让人感到紧张乃至畏惧。

    “另外!”眉头稍凝,略作迟疑后,刘承祐说道:“今后东京市井风闻、舆情监察,以皇城司为主!”

    “是!”没有顾及李崇矩越发凝重的神情,张德钧眉梢间倒飘上了些喜意,积极应道。

    “退下吧!”

    皇城司成立的时间,也有些年头了,在张德钧的领导下,也取得了不小的发展,成为刘皇帝手中另一面网,另一张牌。不过,比起根深蒂固的武德司来讲,还是差了不少,连京城内的影响力,都比不过。最重要的,还在于李崇矩这个武德使太稳了,张德钧一度幻想,要是李崇矩能像当年的王景崇一样就好了,那样作着作着便把自己作死了......

    关于武德司与皇城司之间的事情,刘皇帝并不想过多的予以干预,这是两双耳目,有些冲突重叠的地方也是可以理解的,平衡之道,存乎一心,只要平衡不被打破,他就不会多说什么。

    二人退下之后,刘承祐又忍不住敲了敲额头,东京这场购粮风波,确实让刘皇帝警醒颇多。过去一直主张广开言论,兼采众议,群策群力,同时在引导民意,在精神洗脑上下功夫。

    但这么多年下来,似乎也有些跑偏了,广开言路,群策群力,过度就变成了人多嘴杂,众见不一,且容易泄密,大事小议,并不是没有道理。

    至于玩弄民意,邀买人心,洗脑洗着就变成开启民智,众说纷纭,人皆议政。刘皇帝都有些记不清,东京的普通士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议政,喜欢评点时政国策了。

    这一回,虽然没有真正闹出大乱子,但已经让刘皇帝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了,那时中事务脱离掌控的不安。必须加以遏制,防民之口或许不易,但是禁言一些“敏感词”,还是能够做到的,吃瓜看热闹听故事没关系,但是不能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和谐、民生安定......

    同时,刘皇帝再度意识到,难怪有“愚民”一说,对于国家而言,普通百姓,还是该专注于“柴米油盐酱醋茶,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良民,这才是顺民,这才是合格的被统治者。

    而对于大汉这个君主专制的帝国,那就更该在这方面注意了,民之所以愚,也在于容易愚弄、蛊惑,该当防患于未然。

    另外一方面则是,刘皇帝觉得自己对朝廷、朝廷对帝国的掌控能力,还有待提高,需要改善的地方也还有......

    “陛下,韩熙载奉命求见,正于殿庑等候!”在刘皇帝沉下心反思之时,殿中舍人前来通报。

    闻报,刘皇帝立刻来了精神,面上的冷峻消散,代之是脸柔和的笑意,挥了挥手,道:“宣!”

    未己,韩熙载健步入殿,望了刘皇帝一眼,纳头便拜:“老朽韩熙载,参见陛下!”

    “韩公免礼!”刘承祐一副温和的姿态,对韩熙载道:“请坐!”

    待其落座,刘承祐打量了一下这老儿,须发虽然夹杂着白丝,但精神头看起来不错,关键是,竟然穿着一身“扎眼”的粗布衣裳。

    嘴角微微上扬,刘皇帝仍旧笑吟吟的,道:“朕一直有意召见韩公听取教诲,只是这段时间,百事操劳,难得空暇,一直到今日方才接见,怠慢之处,还望海涵!”

    刘皇帝这番话,可谓礼贤下士,给足了面子,朕到天子面子,韩熙载也不会不知趣,当即表示:“陛下言重了!陛下勤勉朝政,日理万机,时刻以天下苍生为念,这是臣子们敬仰并当学习的事。至于老朽,人既已老,见识浅薄,实不敢在陛下面前提教诲二字......”

    听其言,刘皇帝不由乐了,通过一直以来的情报分析,韩熙载此人可有些高傲,竟然也能低眉顺眼地说出如此恭维之语,莫非是自己的王霸之气爆发了,让此公折服了?

    心情好转几分,看着他,刘承祐道:“韩公不必过谦,你乃天下名士,文章既好,才干突出,见识广博,海内皆知,朕本该请教!”

    说着,刘承祐还拿起御案上的一封奏表,对他道:“你前些日子给朕的上书,朕逐字逐句地阅读了,其中对于治国的论述,很有见地,也深中綮肯,指出了不少大汉当下之弊,朕受益匪浅啊!”

    闻言,韩熙载面色微喜,嘴里还是谦虚道:“老朽只是清谈罢了,以陛下之睿智,朝政之清明,所言事务,又岂需老朽赘言?”

    “好了,韩公也不必再自晦以示谦逊了!”刘皇帝却直接打断他,眼神凛然地看着他,开口说出点实际的:“韩公之议,却是集中在江南弊病上,似乎志在南方啊......”

    迎着刘皇帝的目光,这眼神,这语气,似乎含有几分“怀疑”,韩熙载老脸顿时严肃了起来,郑重地道:“陛下当知,老朽当年在金陵,曾主持过一次改革,持续数年,终因后继乏力,而无法维持,宣告失败,至今引以为憾。因此,对于江南之弊,略有心得......”

    “当初韩公的改革,可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了对付大汉,为了抵御北兵啊!”刘承祐又悠悠然地说道。

    “诚如陛下所言!”韩熙载也坦然承认,紧接着又道:“因此,老朽以为,朝廷如欲革兴其弊,政策、手段方面,亦当有所调整,以适应当下之民情、形势!”

    虽然反应并不那么大,但刘皇帝的眼中还是流露出了一种名为欣赏的意味,韩熙载头脑很清楚啊,清楚地知道,改革的目标目的是什么。凡是兴革除弊,就怕为了改而改,而罔顾目标,违背初衷。

    “韩公所陈江南之弊颇多,但朕观之,根本问题,还在土地!”刘承祐又轻飘飘地说了句。

    见状,韩熙载当即点头道:“正是!老朽在南方多年,深知其弊。江南地区,民众虽多,却仍有足够的田土可供开垦耕种,之所以会有大量无地可耕的百姓,皆因金陵朝廷,国语纵容权贵,兼并土地,又有豪右趁机兴起,使得诸多百姓不得不依附权贵豪右......”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刘皇帝也就不再绕弯子了,对韩熙载灼灼而视,道:“当年韩公改革,无疾而终,朕有意让你弥补这个遗憾,如今,朕有个得罪人的差事,不知韩公可愿担之!”

    闻言,韩熙载顿时深吸了一口气,起身拱手,长拜道:“愿为陛下效力!”

    刘承祐笑了,指着韩熙载身上的衣裳道:“韩公本为北方名士,既还本朝,实为落叶归根,怎么着此粗布麻衣,当以锦袍相赠!”

    说着,再度邀请韩熙载坐下,与之谈论改兴江南弊病的问题,畅谈他当初的改革,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商讨具体措施,聊得兴起,干脆留他一起用膳......

    而经过与刘皇帝这一番谈话,韩熙载躁郁的心也跟着平静下来,未己,刘皇帝下诏,以韩熙载为东南安抚使,赴金陵办差。



    刘皇帝对韩熙载任命,不出意料地在东京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就如从高空向平静的湖水中投入块巨石,声大浪翻,波澜无限,水上的虫鸟,水下的鱼虾,都是一片惊态。

    问题在于,在大多数人看来,皇帝陛下对韩熙载过于重用。东南安抚使,一个东南,一个安抚使,都是需要划重点,值得深思的。

    这不只是江南、江西,还包括吴越、闽地,可以说囊括的南方的精华地带。而安抚使,则是个历史悠久的职位,在当下之大汉,虽然属于皇帝的临时差遣,但是,但凡是临时差遣,权力都打得惊人,就如此前皇帝所设的巡抚使、巡阅使。

    韩熙载被派去东南,显然身受圣谕,属钦差大臣。这样的信任与重用,岂能不让大汉的朝臣们眼里发红,胃里泛酸?

    他韩熙载何人,不过降臣,虽然有些名气,但在东京城不顶用,至于名士,给你面子才叫有名望,不给,那还不是一老朽而已......

    不过,一般而言,刘皇帝做下的决定,并且已经颁布的任命,也是不容更改的,议论之声虽重,却难改其意志。上上下下都只能盯着韩熙载,看他干得如何,会是个怎样的结果。

    同时,对于韩熙载而言,这一份沉甸甸的任命,也把他逼得没了退路。以降臣的身份,背负王命,手握大权,享受荣耀,一旦行差踏错,或者办得不好,抑或办得太差,达不到预期效果,那么等待他的,纵然不是万劫不复,也定然声名尽毁。

    东南的政务,两江地区,暂时由范质挂同平章事兼着,两浙则由昝居润负责,因此,韩熙载这个安抚使南下,并非去安政抚民的,相反,他是去搞事情的。

    刘皇帝给韩熙载的任务,一共就三条。

    第一,迁豪。把江浙地区那些巨富、豪商、大地主迁出,给江浙百姓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缓解社会矛盾,减少贫富差距。迁移的目的地主要有三处,一湖南,二西北,三山阳。

    第二,打击不法。这属于专项打击,惩治黑恶,对于那些倚仗特权,鱼肉乡里,声名狼藉的人或家族,施以最严厉的打击,配合着迁豪行动,双管齐下。

    第三,土地的再分配。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不打算如当年在蜀地那般“轰轰烈烈”,但在江浙哪怕钝刀子割肉,几种手段配合施行,也要打破原本的财富格局。

    当然,刘皇帝自己心里也清楚,这只是一次重新洗牌,清除旧秩序,构造新格局,缓解土地、财富矛盾,加强统治。甚至于,刘承祐对韩熙载直言不讳地说,江左贫富不均,朕均之,当然,这只是私下里的说法。

    另一方面,也刘皇帝个人意志在作怪,两江、吴越之地,经济、文化在李、钱两家的治理下,确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样的,原本寄生于两个政权下的既得利益者,不受刘皇帝所喜。

    或许是刘皇帝的心眼太小,如今天下归属大汉,不愿让那些人继续过得安逸,活得滋润,必须得变,变得让刘皇帝觉得合适了,感受到统治力了,才能罢休。

    事实上,就韩熙载个人而言,对于刘皇帝这种整治豪强的做法,是有些惊的,觉得太激进了。毕竟,当初他的改革,就属于保守治疗。

    那时候韩熙载的政策,如果只是对权贵、大商贾、大地主进行限制,从其口中夺食割肉的话,那么刘皇帝就属于断根,推倒重来。

    手段太激烈的话,容易引得变乱,激生民变,乃至兵变,永远不要小瞧地方豪右宗族的影响力。然而,当注意到刘皇帝那双如同皓月一般明亮的眼神,其间神光露出的若有若无的笑意,韩熙载当时就息了进谏的想法。

    看得出来,天子用他,是看上了自己的少许名声与才干,并给自己一个正名的机会。同时,要的是个执行者,具体的事务,自己可以建议,但决策性的事情,可就轮不到自己多嘴了。

    再者,就算和自己设想的有所偏差,如今机会给了,干不干?想清楚了这些,韩熙载也就聪明地做出了选择......

    也是,似刘皇帝这样的雄主,统一之君,再加一贯养成的强势风格,岂能是江浙那些旧权贵、豪右所能威胁得到的,又有何资本与之讨价还价?

    仅剩的少许顾及,或许就是不愿使完好的东南半壁陷入战乱,而受到不必要的创伤。然而,刘皇帝做的,又是他自认为正确的、必要的事情。

    如果真因为政策过于蛮横,手段过于激励,而激起动乱,刘皇帝又岂受此威胁。可以拿出来直说了,当初蜀乱,一定程度上就是刘皇帝潜意识的纵容,而导致的结果,既然不怕蜀乱,又岂惧区区江浙?

    如今的刘皇帝,如今的大汉朝廷,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举天下豪杰而莫能与之相争,更何况,“豪杰”们已都被尽数剪除,何惧余勇?

    一切的一切,不管是否正确,不管非议如何,最终都只能按照皇帝的意志与想法,去施行,去尝试。做得好,做得成功,那他还是英主明君雄才,做得不好,到最差就是个隋炀帝,更何况刘皇帝还是个“开挂”的。

    当然,刘皇帝也不是莽夫一个,会计算得失,会衡量风险,会抓时机。而对江浙的事务,也是在忍耐了几个月后,方才准备实施。

    成功平南后的这几个月中,朝廷对东南地区的善后工作可一直没有停息过。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几件事,都办得差不多了。

    其一,原本金陵、杭州的官僚,基本都北迁了,将其上层政治,一扫而空。

    其二,将原本两国制定的那些苛捐杂税一并废除,晓谕全民,施恩于民,得到了好处的东南百姓,或许还会观光至少不会对大汉朝廷有更多的排斥。

    其三,能员干吏南派,汰换了大量原来的南方职吏,到开宝元年二月,东南各州县官府,基本掌控在朝廷手中,臣服于大义,形成事实上统一。

    其四,军事上的彻底整顿,原本两国三十多万的军队,被迅速消化整编,妥善安置。提及此,又得赞扬钱弘俶的深明大义的,两浙之地,不只有数百万民,还有超过十四万的军队,让朝廷不废一兵一卒给收纳了。当军队得到控制,那刘皇帝也就有足够的底气,去做任何事。

    更重要的,刘皇帝对江浙的整饬动作,算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去侵犯少部分人的利益,有民意基础。哪怕没有,行动展开之后,也足以创造民意。

    只要不站在所有人的对面,与天下人的利益冲突,那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也有足够的底气去面对,却解决。说起来,刘皇帝有的时候,是真有其“任性”的一面的。

    当然,派去江南的“工作组”,不只韩熙载一人,他只是主导。刘皇帝从京内诸司,抽调了十名能吏,地方上把王著以及张懿(张洎的叔父)派去了,再加上钟谟以及一干南臣的配合。

    同时,当地军政也都去了诏令,全力配合!



    三月中,大规模的春耕活动已然结束,中原大地上,连片的山林田亩,已被绿意所覆盖,勃勃生机,昂扬姿态,就仿佛在诉说着迈入新时代的大汉一般。

    静极思动,在宫中待久了,刘承祐也就离开皇宫,走出开封,巡察一番。不过,这只是一次郊游性质的出巡,就在开封近畿,不曾大张旗鼓,既为散心,也为巡视一下京郊的农事。

    重农,是刘皇帝秉持了十多年的国策,民以食为天,这是再朴实不过的道理了。哪怕生活在开封这个商业气息愈加浓厚的都市里,却也没被迷惑,帝国的基础,永远在民与农。

    每年春耕,只要在京,刘皇帝都要亲自下地,挥一挥锄头,翻一翻地,纵然不在,也会有宰相带头。今岁例外,刘皇帝没去,却有太子刘旸带头,下地干活。

    早年,有御史上奏,为表重视农桑之意,于汉宫之中设观稼、亲蚕二殿,当时刘皇帝同意了。不过没有几年,就被刘皇帝废除了,并直言,如欲观稼亲蚕,何须止步宫中,重视农桑,需要的也不是这些形式化的东西,然后便以身体力行、国策大政来显示他对农事的重视。

    当然,那也是刘承祐“被害妄想”在作祟,觉得是有人想把他束缚在皇城之内。事实上,哪怕不废观稼、亲蚕二殿,该做的事同样可以照做。

    平坦的蔡河,就如一匹白练,蜿蜒南下,清波荡漾,水上同样不乏南来北往的船只,目的地也是直通开封。开封如今是天下的中心,也是漕运的终点,东南漕运以汴、泗为主要输送通道,南方则以蔡河通漕。

    策马轻驰,顺着蔡河河道南下,刘承祐对跟在身边的王溥道:“齐物,朕犹记得,当年奉先帝梓宫赴许州睿陵,北返之时,就是沿此道还京,当时朕还听你讲了一番此河的来历,从而萌生出重开蔡河的想法!”

    回到朝廷后,王溥还是最受皇帝信任的大臣之一,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其威仪气度也越发沉着。此时闻言,王溥笑应道:“整整十四载过去了,陛下之明睿,犹不减当年啊!臣犹记得,当初的蔡水故道,干涸湮废,融于荒野,御驾所行,几乎重新开道,然而如今,已是百里通波,复为南北漕运要渠啊!”

    谈及许州、睿陵,就不得不提一下,被监禁在睿陵替刘知远守了整整十四年墓的皇叔刘信,终于熬不住,于开宝元年二月十九死了。

    当许州官府上报之时,刘皇帝情绪表现似乎十分复杂,隐隐有种感伤,哪怕刘信这种结局,是属于他规划好的。当然,以刘信当年的罪行,将其处死也不为过。

    时间,真的是厉害的东西,十多年过去,当初罪大恶极的刘皇叔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而再问及当年那些受害的许州百姓,除了少量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人之外,大部分人也都遗忘了,毕竟,万事还得向前看,还得生活,怨恨也不能当饭吃......

    若不是刘皇帝的性格与心理作怪,或许在里外那么多人的劝谏下,他还真就下诏赦免释放刘信了。如今,人既已死,一了百了,刘皇帝也就可以少去忧虑一件事了。

    对活人,或许显得苛刻且无情,但对已经作古的刘信,刘皇帝终于仁慈宽容了些,下令许州官府厚葬,并让宗正卿刘承赟前往主持葬礼。

    “还需感谢王卿当治河之功啊!”当然,此时的刘承祐已经彻底遗忘刘信那回事,看着夹岸绿树掩映,清波荡漾的蔡河河,喟然而叹。

    刘承祐嘴里的“王卿”,自然不是王溥,而是王朴。蔡河的重新开通,是在王朴主持的对汴、泗运河改造期间的其中一个工程,当时只是为了重新打通与南边陈、蔡二州的水上通道。后来,随着对此河道使用的加重,又经过了一次疏浚,同时引开封西面的郑河为源,由此,开封南边漕运大通,南方的财税、物产通过蔡河入京,最为省时省力。

    “兖公之丧,对大汉确是一大损失啊!”二王之间的关系不错,王溥此前也受王朴的提点与帮助,此时,也感慨着。

    摆了摆手,刘承祐问王溥:“有人建议朕大启河工,对中原各水系进行一次全面的治理疏浚,既能防治水患,更可全面通达漕运,你以为如何?”

    闻此言,王溥眉头稍微紧了下,略作考虑,禀道:“臣以为,河工水务,息关国计民生,朝廷更需通过漕运,使得八方财货,供馈京师,如果能够大治,于国于民,自有益处。只是,天下初定,朝廷需要调整的事务太多,还当循序渐进.....”

    王溥这张嘴,刘皇帝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当即笑道:“卿且放心,朕不学隋炀帝,不贪大求快!”

    “陛下英明!”

    “前面是什么地方?”指着南面,比临蔡河的一处镇甸,刘承祐问道。

    “回陛下,自东京由蔡水南达陈州,沿岸共设有三处市镇,此为第一镇,名通许,乃乾祐七年所设,户两千余!”闻问,跟在另一边的石熙载回答道。

    皇帝出巡,作为近臣,在了解基本去向的基础上,石熙载可备足了功课,因此,刘皇帝一问,就立刻解释一番。闻之,刘皇帝果然很满意,又问道:“这些年,开封境内一共增设了多少像这样的镇子?”

    石熙载又道:“开封境内,新旧市镇,共计十五座,其中新增七处,皆依水而设!”

    “这些水网水道,恰如一条条血脉,而开封就是心脏所在!”闻言,刘承祐叹道:“对于这些生命线,朕又岂能不加以重视,予以疏通扩展?”

    “陛下此比,却也分外形象!”王溥轻笑道。

    “今夜就不回京了!就下榻通许镇!”虽然天色早,但刘皇帝已经决定不回宫了。

    说完,马鞭扬起,只抽了下,骏马嘶鸣一声,沿着土道,向南奔去。随行的侍从、护卫们见状,也赶忙跟上。

    纵驰之间,树林、土岗、河流飞掠而过,当然,除了这些景致之外,还有大量土地。在开封近畿的平原上,田亩、农舍,也是密集成片,基本都已种上了早苗,绿意一片,有农人料理于其间,放眼望去,心旷神怡。

    在进入通许镇前,刘皇帝忽然问起:“方才经过的那一片农田,那般规整,可知是何人的田土?”

    与洛阳那边不同,开封这边,土地也算肥沃,但是广置土地的人却不多,毕竟是天子脚下,搞兼并也不敢那么大胆地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

    当然,只是得到了一定的遏制,还是有些人,家田百顷的。不过,石熙载的回答,却让刘承祐略感讶异,那是官田,是陈留县属的职田。

    在大汉,田地也是分属性的,大体为官田、民田,而官田之中,就有职田。自上到下,基本每个衙门,都配有一定的职田份额,雇农或以罪犯耕种,这些职田的产出,用来分担一部分俸禄以及对官吏们的福利。

    开封府下辖十四县,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一府,辖地扩大到这个地步,既是充实京城人口,也为了增加官田的数量。

    面对石熙载的回答,刘皇帝若有所思,他想起了众臣上议中,就有一条继续扩大职田的奏疏,对此,他当然是倾向于拒绝的。

    原因也很简单,扩田容易,但造成的影响却未必有利。朝廷保有一定的官田,是应该的,别的不提,就分担财政的作用,就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若是过多,那么耕农的问题,就很严重。目前的大汉,人口分布并不均衡,同时,也因为人口压力不大,在北方的土地矛盾并不突出。

    百姓基本各有其田,劳力有限,官田过多,从哪里找人来种地?

    如今的刘皇帝,一心想要治理好国家,出宫一趟,说是巡游散心,但所闻所见,都会与他的治国大略相联系起来......

    而前前后后经过这么长时间,刘皇帝酝酿已久的新政,也将出台了。



    开宝元年,三月十五,皇帝大朝,主题只有一项,颁布新政条令。这场在刘皇帝这边酝酿了近半年,在东京庙堂筹议了一个多月,并在民间引起反响与波折的“治国新策”,终于在一种千呼万唤中出台了。

    说是新政,却非变法,只是为应对大汉新的形势,在国家发展到新的阶段,而采取的更符合国情、民情治理策略。并且,虽然以皇帝的意志为主导,但明面上,却是由群臣各抒己见,综合意见,商讨而成,官僚臣子们的参与度很高,哪怕大部分的意见都没有被采用。

    而所谓“开宝新政”的主要思想,就一点,偃武修文,与民生养休息,所有的政令,其目的就指向一点,与民利惠。

    在减轻民众负担的问题上,是朝野内外上下的共识,毕竟没有灭国统一的压力在那里,军事上在几年前重创辽国也大大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汉有充足的余地来进行调整,给百姓们降降压。

    而在具体的施行上,当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减轻徭役,降低税收。经过群臣反复的商讨,再加刘承祐与宰臣们认真考虑,决定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其一,是最直接的,将丁身钱从原本每年每丁百钱,减到四十钱,并且,将成丁年龄,由二十岁提高到二十一岁。

    不管是此前的租庸调制,还是大汉沿袭的两税法,原本都是没有丁身钱这个说法的,只是,在南方诸国,都有类似的税收,或收钱,或收粮,或纳绢布。于是国初之时,为了缓解财政艰难,三司使王章那个“吸血鬼”,也跟着制定了一个“丁身法”。

    最初的规定,每年每丁缴纳两百钱,且以十六岁成丁,就这种苛政,早期的大汉朝廷的岂能得人心?王章岂能不被骂?并且,当时有很大一部分的丁钱,没能进入国库,而落入了地方节度的口袋,成了他们名正言顺敛财的手段,反正锅可以甩给朝廷。

    那时候也是没什么办法,不编着名目搞钱,朝廷都快维持不下去,哪怕在刘皇帝掌控军政,开始进行乾祐改革后,也只取消了那些过于荒唐的杂税,而没有动丁身钱。

    直到后来,却孟蜀,平河中,大汉局势趋于安稳,开始苦修内力,准备攻取淮南之后,刘皇帝才把丁钱给改得“合理些”,每年每丁降为一百五十钱,成丁年龄提高为十八岁。

    虽然仍旧很重,但总归有了进步,对于那些黔首而言,也是种减负解压。后来,随着朝廷局面日渐好转,取淮南,收秦凤,定荆湖,刘承祐再度与民以利,于乾祐九年出巡还朝后,把丁身钱降低到百文,年龄提高到二十岁,一直到如今,而大汉的百姓们已经在赞扬皇帝仁慈了。

    如今,再在丁税上减负,绝对会民情大悦,高赞圣君了,而新成长的平民百姓或许不会意识到,原本他们是不用缴纳这丁身钱的。

    而仅此一项,按照户部与度支的测算,朝廷每年在丁税上就要损失上百万贯。而这道政令,对于江浙闽的百姓来讲,是最为友好的,以吴越为例,他们每年每丁是要交三百五十钱的,如今一下子被降到四十钱,对大汉朝廷的好感与认可岂能不暴涨?

    其二,就是在每岁两税的配额上进行调整,根据人口、土地、财产、富庶程度等条件,而划定诸道税额。沿袭自唐时的两税制,有一个看起来很先进的原则,就是量入为出,根据前一年所得标准制定征收额度,然后摊派天下。

    如此固然减少了朝廷的麻烦,但因“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理念,看起来是贫富均差,但是因为造成了人口的流动,并因户数变化而定额不变,而造成贫着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

    毕竟,在人口流动不受到巨大限制的情况下,都愿意往富庶的地区谋生,而人多了,摊薄下来,需要缴的税反而少了,穷的地方则反之。

    当然,两税法如果只是弊端的话,也不可能延续这么多年而不被历代废除,这是国家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能够采取的税法,并在此制的助力下,商品经济得到腾飞,社会活力得到释放。

    税额可以通过朝廷更改均衡,通过强权推行,但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个弊端,就不得不重视了。那便是土地的自由买卖而造成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是在两税税制下,一个避不开的问题。

    当下,情况还不严重,人口还不多,土地富余,但过个几十年,就不一样了。因此,为了在此方面加以限制,决定增加土地交易税,课以重税,但凡买卖土地,买卖双方皆缴纳两成的税。

    关于土地的问题,刘皇帝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谓摊丁入亩,并不是一把无往而不利的利器,且以大汉如今的发展程度,还远不到那一步。

    当下,最合适的办法,还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同样能够起到大发展的效果,助力经济腾飞。

    除以上两则之外,在其他方面,同样体现着重农的思想,比如之前在东京引起风波的粮价政策,对于种地的农民而言,粮价涨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好处。

    同时,在全国各地兴建义仓、增加公粮储备的政策,除了对凶荒的预防之外,也考虑到,在丰年之时,由官府出钱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从百姓手中购粮,一举两得。

    另外,由于官府收税,以货币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缺少钱绢的百姓来说,很容易在交易的过程中吃亏,以三年为周期,制定一个商贾购粮的最低价格。

    总之,此次的开宝新政,主要目的,就是减轻黎民的负担。大汉的农民,可以说获得了自开国以来最好的优待。当然,他们也值得,毕竟在过去的十五、六年,就是靠着对他们的剥削方才有实力去建立功勋,成就大业。



    当然,开宝年的新政,并不止于农事、民政,在养民生息的纲领之下,还着重提到了几条。

    其一,吏治。除了继续明确反贪、反腐之外,对于朝廷的监察体系继续调整,使三法司的职权范围更加清晰。同时,对于朝廷其他部司衙的官职权责,也加以明确。

    继续清减冗官,对中枢及地方道州诸衙职吏数量进行精简,以县政为例,除了朝廷委任知县、县丞、主簿、县尉等亲民官外,对于当差吃粮的吏人公人数量也进行一定的削减,对各类吏职进行调整,该合并合并,该裁撤裁撤。同时规定,小县各类公职吏人的数量控制在50人,中县75人,大县100人,望县150人。

    大汉各县分级,还是按照人口划分,两千户以下为小,两千户以上为中,五千户以上为大,万户以上为望。当然,对全国人口清查登记,也在新政施行之列。

    在选才方面,继续完善科制度,增加实用科目,扩大录取范围,控制录取名额,加强徇私舞弊的惩罚力度。同时,提高贵族荫官入仕的标准。

    另一方面,继续拓展观政制度,不仅限于中央部司与近畿衙门,而向天下道州推行,并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同时,新的俸禄制度,也正式颁行,这是配合此前的勋爵制,提高官僚们基本待遇,毕竟在乾祐时代,刘皇帝并不算“优待”官员,经常听到有官员清苦而难以维继生活的情况。虽然属于少数,但也能地窥其一貌。

    其二,则为河务。既为防备水患,也为疏通漕运,不管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漕运之通达,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刘皇帝打算在旧有水道水脉的基础上,对全国的漕渠进行一次梳理,在此前的议政中,就有不少人就此提议。

    不只是针对中原、东南,河北地区也一样,甚至于,关中布政使武行德也上表,请求重凿砥柱、三门。当然,在河务方面,刘皇帝始终秉持的一个基本方针,就是不急不躁,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除了开凿、疏浚、改道、并流之外,针对于水患频发的地区,除了加固堤坝之外,就是继续推行植树,于水岸密植杨柳以固土。

    其三,则是军事了。对于大汉的军制,刘皇帝目前还是很满意的,内外相制,更戍法也实行多年,算是稳固了,因而只是微调。

    提高诸边戍卒的待遇,除了禁军的轮戍之外,对于地方戍卒,采取就近轮换的办法。另外,则是对全国军力进行一次调整,禁军、及边军主要是汰换,将老弱退役,地方则裁减,当然,岭南、东南地区暂时犹以重兵控制。而皇城宿卫的军士,则提升至一万人。

    更重要的,则是刘皇帝做出一副不再对外用兵,军事以守备为主,一心经营发展国内的样子。当然,这只是表象,短时间内,确实没有再大规模用兵的意思了,国家需要调整,百姓需要安宁,以内安官民,外惑四夷罢了。

    在大汉取得基本的统一之后,这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所释放出的光芒,已经让周边诸国侧目不已了,包括契丹、回鹘、高丽、大理这些国家,都争相遣使,忌惮之意,不需言表。

    至于其他小国、部族,更是纷至沓来,包括此前没有多少联系的安南吴朝,也遣使到东京了,卑辞厚礼,态度尤其恭顺,称奴颜婢膝也不为过,妄图称臣以得到朝廷的认可。

    新政政策颁告之后,当着满朝大臣,刘皇帝则再度直言发声,表明志向,勉励群僚,君臣同心,共创盛世,护天下之太平,与百姓以安康。

    另外,诸多政令的实施,是需要一批素质过硬的执行者的,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历来国家政策,都是些纲领性的意见,可解释的空间太大了,自上而下,在朝廷是一个意思,下达道州是个解释,再到县里或许就已经完全变味了。着也就使得许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最终跑偏,不遂人意,进而失败的原因。

    朝廷对国家的掌控力度在这里,信息的传递,内外的联系,社会的发展程度,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细致地治理天下,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并不出奇。

    当年,以当下朝廷的权威,倒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情况,纵有偏差,也不会太离谱。但是,想要尽量顺利地推行新政,尽量完美地实现目标,却也需一个有力的领导团体与执行班子。

    因此,刘皇帝对大汉的权力中枢,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以迎新时代,并为新政的施行保驾护航。

    魏仁溥为中书令,仍居首相,主掌国政;窦仪以吏部尚书,兼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溥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政事堂内最年轻的相公,他与窦仪可以说是推行新政的骨干人员;雷德骧虽为三司使,但比起王溥,除了年龄大些,其他似乎都比不过了,有些憋屈。

    工部尚书,该任慕容彦超了,主要让这慕容皇叔将的经历放到对河工水务的调研与治理上去;雍王刘承勋改授幽冀安抚使兼真定知府,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镇。陶谷则自相位上退下来了,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迹弹劾他,刘皇帝让他回宣慰司干老本行,估计最不乐意的就是他了。

    刑部尚书,则由回朝的国舅李业担任;慕容延钊因为身体不佳,几度告老,刘皇帝准他归养,却不允其致仕,继任的兵部尚书乃是赵匡胤,直接把他从枢密院给调离了。

    至于枢密院这边,也有所调整,李处耘仍稳居枢相之位,接任副使的,乃是安守忠。枢密学士承旨韩徽则高升,调至三司任盐铁使。

    从刘皇帝对王溥、安守忠的任用来看,过去那些从御前走出去的文武,已经逐渐成为大汉朝廷的骨干力量了。

    对于禁军职位,倒没有进行大调整,向训、高怀德、韩通仍管着侍卫、殿前、巡检三衙门,不过杨业调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刘廷翰出任殿前都虞侯,王审琦为侍卫都虞侯。

    在这个基础上,刘皇帝再度从翰林院、都察院、刑部、宣慰司,挑选了三十多名大小官员,分赴诸道州,作为朝廷的劝政使,指导宣扬开宝新政,当然也承担一部分监督的职责。

    与此同时,对于当下大汉的行政区划问题,也到了最后的落实阶段。对于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如何重新划分,也已经酝酿多时。



    崇政殿内,巨大的皇汉舆图就高悬于殿侧,南方各州的籍簿图册运输入京后,开封有司,对其分门别类,快速消化。而一份关于当下大汉所辖全图,也应运而生,由薛居正挑选三十名各类专业人才,前后耗时三个月,方才绘制而成。

    而崇政殿中的这份舆图,则是最为详细一张,山川河流,湖泊平原,州城县邑,都标记其上。虽然难以踏遍大汉每一寸土地,但他至少可以通过舆图,这最直观的方式来了解他大汉疆域,尽情地欣赏自己打下的江山。

    当然,这并不只一张图,配合的还有一整套关于各州县的地理、风俗、民情等情况的介绍,可谓一本全国通志,若非是要整理这些信息,也不至于用那么多人,花费那么长时间。

    此时的刘皇帝,再度欣赏着大汉的疆域,要说广阔,那时必然的,北及阴山,东极东海,南至琼州,西涉流沙,唯一可惜的,是东边缺一头,西面少一尾,再加一些边边角角,想要达到完美,则还需时间。

    不过,目光扫过大汉的道州,刘皇帝的目光中,还是不禁流露出几分欣慰的意味。现如今的大汉,经过重新区划,共分为二十三道,分别为京畿道、京西道、河南道、河北道、燕山道、河东道、山阳道、关内道、陇右道、河西道、山南道、剑南道、川东道、湖北道、湖南道、淮西道、淮东道、江南道、江西道、两浙道、福建道、广南东道、广南西道。

    比起此前,又有不小的调整,淮北道被废除了,一部分并入淮东,一部分并入京畿道,新设的河南道则囊括的原淮北道大部,以及一部分河北东道。河北一改此前的东西分道,改为以拒马河、白沟为界,北为燕山道,南为河北道,原怀、卫、澶州并京畿道。

    畿南道更为京西道,安、复二州划归湖北道。原来荆湖道拆分为湖北、湖南两道,以洞庭一线为界,湖北道以江陵府为治所,东面把鄂州纳入,南面则包括岳州、朗州等原属于湖南的州县。

    岭南分为东西两道,闽国旧地为福建道,南唐故地为江南、江西两道,池、歙二州以东为属江南道,以西为江西道。吴越辖地为两浙道,不过福州自然划归福建了,苏州也划给江南道。

    淮西、淮东的变动,则不大,只是有个别州县的调整。至于山阳、河东,山南、剑南、川东,则基本按照此前的分布,也无大的变动。

    陇右道,则东起凤翔,西达兰、鄯地区,基本把王景拓地的成果都囊括于其中,属于拓展稳定期。关内道,则囊过陕州以西的大片土地,包括定南军所处的夏绥诸州及党项分布的区域,都暂时归于关内道。

    河西道则以凉州、灵州为中心,实际掌控的区域还不算大,但在刘皇帝的心目中,包括还在回鹘手里的甘、肃二州以及那些草场、沙漠、绿洲,都该是大汉的领土。

    不过,刘皇帝此时的目光,却落在关内道上,刘皇帝觉得,有些太大了,从长安到最北端与山阳道接壤处,直线距离得有八九百里,以道治而言,根本无法做到有效的管理与统治。

    当然,这也只是暂行办法,延州以北,定难军控制的州县以及党项人活动的区域,此时就如甘肃的回鹘一般,让刘皇帝越来越觉得扎眼了。

    虽然刘承祐在接下来的主要精力会放在对国内的调整与梳理上,但是对于西北地区的进取目标与计划是不会变的。来自后世的经验,告诉刘皇帝,西北不平,天下难安。

    哪怕这些年,定南军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一方面有朝廷的外部压力,一方面内部斗争越发激烈,李克睿虽然还牢牢地控制着夏州和宥州,但绥州与银州是彻底脱离其掌控了。

    要说此时的定难军,哪怕全部加起来,能动员起一万人的军队就不错了,而况于其处于分裂的状态。再加有大汉边军在侧,又有卢多逊在东奔西走,不断地分化、收买党项部族,可以说,眼下的定难军势力,不堪一击。

    随着汉辽的第二次和议,李光睿则彻底老实了,不敢再在明面上有什么异动。有趣的是,前两年,李光睿还不断的上表朝廷,希望能放还李彝殷,但随着屁股逐渐坐稳,也就不提这事了,只在逢年过节,入贡东京时给李彝殷带上一声问候与一份礼物。

    而夏国公李彝殷,被留在开封已经满四年了,朝廷并没有亏待他,一应吃穿用度,都按规格配置,只是自由得到了极大限制,到后面,则干脆是幽禁了。明面上有甲士,背后有眼线,暗中还有特务。

    在这样的拘束而压抑的生活中,年老的李彝殷精神、身体都日渐衰弱,如此,就更不好远行回西北了。前番,得知李彝殷病了,为表关心,还特意派御医去给他诊治。

    前不久,李彝殷上表,说自己已经疾病缠身,命不久矣,希望能葬在故土。刘皇帝也同意了,答应他还葬故土,嗯,死了之后。

    哪怕御医几度向刘皇帝禀报,李彝殷确实有病,寿命不久,但刘皇帝的疑心,让他不会有丝毫的疏忽。以目前的形势,定难军就是一块砧板上的肉,随时可以拿下,不愿出什么意外。

    李彝殷想以还葬故土来打动自己,仁慈的刘皇帝不会那么无情,等他死,会通知李光睿来扶棺......

    定南军虽然不足为虑,但党项人却不得不重视,或许心里不愿意承认,但现实就是,夏绥地区,已经是党项人的地盘,他们在那里游牧、狩猎、垦殖,已经太久,久到血土相连。

    就像此前卢多逊给他的进言一般,定难军与党项人要分开看待。按照刘皇帝的心思,自然不会允许党项人还像以往那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汉的国土之内,编户、纳税都得推行下去,同时刘皇帝心里也有B数,党项人终究不是西南的蛮人,做得过火,绝对会引起激变,如何操作,还得好生思量。

    或许,改再把卢多逊召回来议一议?刘皇帝这么想到,有几次西行经验,并在西北任职多年,卢多逊已然成长为大汉在西北事务上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了。

    “陛下!”背后显得小心的脚步停下,刘皇帝听到了吕胤的呼唤声。

    刘皇帝没有回头,而是指着大汉舆图,兴致勃勃地问他:“吕卿,你不觉得,大汉的版图不够完美吗?”



    “何事?”收起了他踌躇满志的感慨,刘承祐转过身,注意着吕胤手中捧着的几封奏章,问道。

    吕胤正色答道:“回陛下,关于诸道行政长官的调整,广政殿已然议出,还请陛下批复!”

    “哦?”刘承祐顿时变得认真起来,这可是大事,当即伸手道:“朕看看!”

    闻言,吕胤当即将最面上的一封奏章呈上,刘皇帝顺势坐在舆图前,翻开仔细地审阅起来。布政使,在当下的大汉官制,毫无疑问是地方道州最主要的行政长官,并且在十多年的实践之中,已经成为定制,为官僚所接受,纳入大汉的典制之中。

    不过,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那些局势安定、已经形成稳固统治的道治,方才单设布政使。一直以来,考虑到各地民情、的不同,边地的形势,又或者特殊差遣,刘皇帝也有些灵活的置官。

    在这种情况下,巡抚使、安抚使、巡检使、巡阅使这样的官职也就应运而生了。巡抚使这个职位毫无疑问,属于刘皇帝的“原创”了,最开始出现在大汉,还是乾祐五年的时候,当时范质以河东巡抚的名义,北上清察刑狱,后来直接主导河东改制,将之彻底纳入朝廷的统治。

    后来,李涛罢相,为宽慰老臣,为安抚收复不久的荆湖,也为表示对荆湖的重视,特地以其为荆湖巡抚,南下潭州,这在监察职能之外,已经带有些行政属性了。

    再其后,川蜀平定,赵普先以权成都府事主管蜀中州县之政,后又为西南巡抚使,配合川蜀三道布政使,布政安民,治权虽然仍在布政使手中,但巡抚的影响力已经提升了。

    一直到如今,李涛巡抚两广,范质巡抚两江,昝居润巡抚闽浙,已经是全面负责新取之地的行政。当然,不管在刘皇帝这里,还是在汉典制,巡抚使仍旧是临时差遣。

    再加上仍旧巡抚川蜀的赵普,如今的大汉,是有“四大巡抚”的,其中,自然以赵普最受瞩目,他最为精明强干,也最为年轻的,至今也才四十出头,可见刘皇帝的宠信。

    安抚使有两个,韩熙载的东南安抚使,雍王刘承勋的幽冀安抚使,前文提过,韩熙载主要是去改革的,刘承勋则是代表皇室坐镇河北,象征意义更重。

    巡检使这样的官职,出现的次数可谓频繁了,从开国时起,设了不知道多少,一般都是为弹压地方、维护治安抑或平定叛乱而设,大至一道巡检,中则数州巡检,小则一州乃一县,开封还有京城巡检使。

    早年,有代国公折从阮作为西北六州巡检使,领军西赴,负责平定野鸡、杀牛等西北杂虏的叛乱,乱平之后即撤销。

    不过,地方的安宁,治安的强化,以及都司制的完善,再加上禁军巡检司的确立,地方上的巡检使也陆续被撤除了。前番,荥国公史弘肇以陇西巡检使,接替年迈体弱的褒国公王景坐镇兰州,守护开拓成果,成为大汉如今仅存的几个巡检使了。

    至于巡阅使,同样属于“原创”,属于偏军事的职位,前后一共就两人被委以此职。一个是当年李谷的江淮巡阅使,那是为平南做准备,一个就是平南之前,柴荣被委以西北巡阅使,当然,实际权力的大小也是有区别的。

    既在于形势的不同、目标的不同,也在于皇帝放权的程度不同。在帝制时代,作为一个大权在握、口衔天宪皇帝,他的好恶、亲疏、信任程度,往往能决定相同职位的不同权力,这是基本无法避免的。

    柴荣这个巡阅使,当然不如李谷在江淮的权力,最直观体现就在于,柴荣能调动的西北驻军,只有五千人,并且,有多方面的限制,事后还需做详细汇报。不过,李谷的江淮巡阅使早已被撤消了。

    说起对于军权的控制,这么多年以来,刘皇帝也算是费尽心思了,不管是从用人还是从制度方面,都是煞费苦心。然而,有的时候,又不得不承认,想要让朝廷、让皇帝完全彻底地掌控住全国的军队,避免一切隐患,那也是不可能的。

    国家这么庞大,疆域这么辽阔,消息传递又不便,尤其是面临军事压力的地方,如果事事都要请示东京之后再做决定行动,那黄花菜都凉了。

    当然,也可以做得绝对,对将领严格控制,但那样造成的后果,又将是军事僵化,应变乏力,最终内控而外患。因此,很早的时候,刘皇帝也是矫枉过正,但在后来,还是有所改变,没有为约束武将,而彻底扼杀将帅们的自主性。最开始,是为应对河北方向来自辽国的军事压力,而与当时的河北都部署何福进以一定调兵权。

    没有什么政策与制度是完美的,总有其漏洞与不足,并且需要根据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而在边务军事方面,刘皇帝只能在放权的基础上,打一些补丁。

    事实上,只要国家政权稳固,朝廷有权威足够,在合理的体制运行下,是可以得到基本的保证了。而一旦朝廷权威不在,国家动荡,再强的限制,都是无力。

    不过,像把军政财大权付于一人之手,这种做法,在大汉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扯了这么多,刘皇帝也把名单审阅完了,直接起身走道御案边,拾起朱笔,以作批复,嘴里则对吕胤道:“朕没什么意见,可照此任命,凡是调迁的,速其回京述职!”

    “是!”

    对于诸道长官拟提,刘皇帝基本是满意的,因为基本体现了刘皇帝的意志。在这份名单中,除了以上提到的巡抚之外,其余诸道长官,有老面孔,也有新面孔。

    山阳道、关内道还是宋琪与武行德;边光范,调任湖北道;早年的御史大夫、淮西按察使、原淮北道布政使边归谠,调任湖南道;川东的王明,调任淮东;楚昭辅调任燕山道;河西道吴廷祚,这是个允文允武的人,此前在兰州颇有政绩;卢怀忠西赴兰州,为陇右道,这同样是能够应对边事急情的人才。

    另外,还有荥国公史弘肇之子,史德珫,升河东道;国舅临淄郡公李洪威为河南道;寿国公李少游调任河北道;京西道大概有些出乎人意料的,乃是原来江陵知府孙光宪,这是位老臣,老政治家,同样也是个降臣,不得不说,当年的知识达务在多年后得到了最大的汇报。

    当然,还有最重要,地位最高的京畿道,由宋延渥出任。河北、河南、京畿,这三个中原最重要的道,可以说是大汉统治的核心区域,根基之地。而其行政长官,不管是李少游、李洪威还是宋延渥,全是外戚,皇家近亲,显而易见,刘皇帝用人,并非全是以贤,也有唯亲的一面。

    “还有何事?一并说来吧!”刘承祐继续问吕胤。

    吕胤答道:“枢密院受到丰、胜巡检使李万超的奏表,说年老体弱,怕无力承担守备之重,希望朝廷早作准备!”

    闻此报,刘皇帝顿时一抚额,说道:“这是说给朕听的啊!却是朕疏忽了,这一晃四年都过去了......”



    当初,北伐契丹,驾临云中,班师之前,对北疆做军政安排,当时就有心遣师西进,收取故丰、胜之地,北御契丹,南制党项,当时就选中了老将李万超,李万超也欣然愿往。

    并且,刘皇帝与李万超约定,他替朝廷收复故地,并镇守五年,祈愿告老归养。后来,李万超率五千步骑西进,非常顺利击败残余的辽军,驱逐契丹势力,将大汉的旗帜再度插在河套地区。

    其后,以九原镇守使的职位,坐镇河套,带领军民,在旧址的基础上筑城修堡,构造防御体系。待局势稳定后,朝廷设丰、胜二州,以其为二州巡检使,又重设天德军,以其兼领军使。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内,李万超率领部下,栉风沐雨,牢牢地守卫着朝廷最北的疆域。虽然汉辽之间,处于一种默契的和平之中,民间的冲突也在逐渐减少,边境趋于安宁。可以说,天德军所承受的压力不算大,但是,若以此小视抑或是忽视戍边将士的辛苦与功劳,那可就真是瞎了眼、蒙了心了。

    这些年中,天德军下属的将士,有过轮换,但主将李万超始终在其位。这是开国以来的一种常态,虽然施行更戍法,为了保证训练与战力,轮戍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像李万超坐镇丰州不到五年,这还算短的,像早期马全义、杨业、王彦升、王审琦等将领哪个不是十年往上?

    倒是考虑到戍边官兵的情绪,已经把戍边的年限控制在2-3年,并且采取就近原则。不过,如今的时代终究变了,也不可能像国初之时那般,否则,让将帅久居边地,或者说久居一地,不说他们会有意见或生出怨气,朝廷这边都会不放心了。

    而李万超,纵不提其他,只拿与皇帝之间的约定来说,就该做些回应。虽然距离五年之期,还有不短的时间,但刘承祐又岂能以此而大意,尤其在老将主动上表,提到身体的问题之后。

    “九原侯多少岁了?”看着吕胤,刘皇帝问道。

    “若臣没有记错,今岁正好满六十!”吕胤答道。

    在此前的论功之中,李万超以多年积攒的战功以及戍劳,被赐爵九原侯,也是酬其收复九原之功。

    闻答,刘承祐不由叹息一声:“以花甲之年,而戍苦寒边塞,栉风沐雨,顶风冒雪,实在不容易啊!”

    “齐襄公以瓜熟之约,失信于臣,以致亡命,朕又岂能失信于将臣,而况于老将,本当体恤!”

    略作考虑,刘皇帝吩咐道:“你拟一封恩诏,发往九原,赐九原侯金五十,银百两,绢五十匹,另,准其回太原休养,赐兵部侍郎衔,让晋阳官府多加照看。同时,告诉李卿,让他好好将养,花甲之年不足老,待他恢复好身体,朕还有任用,国家也需要他这样的老将!”

    考虑到李万超的功绩以及多年的交情,刘皇帝也算厚待了,爵位不便再升,但在金银财帛上倒也未太吝啬,赏赐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购买力强大。同时,还很体贴地在“感情”上予以体谅。

    见吕胤默记下吩咐,刘皇帝又道:“另外,关于丰、胜二州的戍防以及天德军的按批,让枢密院安排!”

    “是!”吕胤应道。

    在刘皇帝的目光下,吕胤主动禀道:“另有三司度支上报,今岁夏税,全国各道州,当收税额,当在一千五百七十三贯!这是三司拟定的诸道配额,请陛下过目!”

    一提到钱,刘皇帝顿时就了兴趣,立刻接过御览起来。以往这个时间,摊牌的税额早就发布下达道州了,而地方上也有充足的时间做税务准备了,不过因为新政中规定,对于诸道的税额要综合考虑分配,因此三司是紧急制定。

    当然,涉及到全国税收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得出一个合适合理的数据的,在此之前,度支部门已经提前有所准备了,今日呈报,只是做了最后的核算确认。

    对于财政,刘皇帝可是十分关注的,这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没有不用钱的。仔细地阅览了一番,对于制定的这个数目,刘皇帝是很满意的。

    要知道,在几年前,大汉全国一年的两税税额也就这个数目上下,到如今,何止翻了一倍。当然,这是在平定南方之后的结果。

    一扫各地定额,不出意外的,剑南道居首,被分了二百八十九万贯,接近五分之一了。其后,是淮东、河北、河南、河东、京畿等道了。东南诸道,因为有大动作,倒选择稍微缓一缓,不过这也不代表东南没给朝廷提供财税,仅仅战争红利,那些两税之外的浮财,就已经让内帑丰盈、国库回血了。

    至于川东、山南、陇右、山阳、燕山、两广,则同样予以减负的,而河西,那更是意思一下了,为了巩固西北的安宁,保障其局势,朝廷如今每年往那边调拨的钱粮就不是那点两税比得了的。

    “剑南道所定税额,是否太多了?”对着一串数据,刘皇帝认真地思量了一会儿,抬眼问道:“朕记得,两年前剑南道一整年,也不过五百余万贯!”

    剑南的富庶是天下闻名的,这两年也确实成为了国家财税的大头区域,此前刘皇帝也有心加税收。而今三司调整了,刘皇帝又怕加得过狠,怕因此引起民变。

    大概是知道刘皇帝的担忧,吕胤主动解释道:“根据多方调查汇报,剑南道尤其是成都及其周边州县,这两年恢复神速,已与乾祐八年相当,三司如今定的税额,尚不如当年孟蜀所定七成!照此调整,当无大碍!”

    听他这么说,刘皇帝稍微安下心来,对他苦笑道:“国家财政,在于钱税,然而这税额的制定,想要把握好尺度,却也不易,少则财用不足,多则虑百姓负担......”

    感慨了一番,即吩咐道:“尽快颁发下去吧,今天晚了,可与诸道一定宽限时间!”

    “是!”

    “陛下,汝国公将抵京了!”吕胤又道。

    因为身体的缘故,也因为东南军政的妥善安排,李谷被刘皇帝召回了。闻之,面容一缓,道:“通知太子,让他代朕去迎接!”

    “是!”



    如果要给大汉所有道州发展速度排个高低的话,那毫无疑问,湖南道必属第一,原因也很简单,底子相对薄弱,在得到有效治理之后,所取得的进步自然是巨大的。

    千百年来,湖南都不能用纯粹的“楚蛮”之地来形容,沿湘江一线,以潭、衡二州为中心的核心地带,这也是一块宝地,土地肥沃,物产也丰。

    同时,也享受了几次北方文化、经济南移的福利,在与中原交流联系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基础。就近阶段来说,在马楚时期,同其他南方割据诸国一样,湘潭大地就经历了一次值得书写的大发展。

    当初马希范能搞出个“天策府十八学士”,不管其成色如何,多少能够反映出一些湖南发展的情况。只是,由于江淮、吴越那边的光芒太过耀眼,再加上马氏子孙太过不肖,在内部倾轧与外部战争中,使得湖南饱受摧残,使得在诸多人士的印象中,湖南还是那个残破不堪的穷乡僻壤。

    有经济潜力,也有文化基础,因此,入汉之后,制约湖南发展的主要因素,唯有一样,人口。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湖南道州府官员们一直努力的事情。

    朝廷是乾祐八年收取的,时至如今,也整整八年了。在这八年中,变化最大的,也正式人口的增长,从最初的五十万人口,发展到现在在籍户口超过百万,直接翻了一倍,这是年增长率接近10%的增长速度,可谓十分夸张了。

    当然,这并不是纯靠自然增长,还得感谢前任执政长官昝居润,此公到任之后,可谓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心一意带领三湘百姓谋发展。

    一开始就深明丁口的重要性,在社会秩序稳定之后,就开始清查隐户,同时制定政策,招揽难民,吸引各方百姓移居,朝廷平蜀,连续上表,求得朝廷的同意,以川民填湘,仅此一项,就增长了十五六万人。再加上收编的苗、瑶蛮人,以及养育政策的刺激,湖南的人口增长自然“腾飞”了。

    哪怕这样的结果,比起原属南平的三州府人口,还略有不如,但并不能否认这方面的成就。人口,是大汉对州县长官考核的一项重要标准,在湖南,因之而得到升迁的官吏就有数十人。

    此前为了鼓励生养,减轻百姓的养育压力,昝居润特地从公库之中出资,以作奖励。同时,豁出面皮,向刘皇帝上表,请求朝廷拨款支援,虽然不可能一请一允,但次数多了,考虑到他收拾湖南那摊子不容易,多少也都会给些扶助。

    说起来,就在这种来往中,湖南成了与朝廷联系最紧密的一个道。在平蜀之后的那一两年中,中枢那边只要收到昝居润的奏表,就有官员忍不住开玩笑,猜测昝使君又要求什么......

    在如今这个时代,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当人口的增长得到满足后,其他方面的进步,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享山林之泽,二拥江湖之利,再大兴垦殖,鼓励商贸。

    三年之后,虽然还谈不上温饱,但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五年之后,治安良好,政通人和。八年之后,对当下的湖南百姓而言,也然称得上“小康”了,并且可以反哺朝廷了,潘美平岭南,其中半数的钱粮、七成的丁夫就是由湖南供应的。

    在劝课农桑,开道疏渠,兴修水利的基础上,昝居润还另外发掘了一条财源,那便是矿产的采冶。尤其在南面的郴州境内,像金、银矿这样的贵金属,得到了大力开采冶炼,像规模大一些的银坑,郴州境内就有三处,到如今,湖南每年岁贡朝廷的银就达一万五千两了,这个数目也不能说少了。

    在经济民生之外,文化事业,同样得到恢复,这片土地,是有足够的文化传承的。哪怕财政最拮据的那一两年,昝居润每年都会抠出一部分道府财用,支持学校,扶持读书人。

    宣慰使石文德为首的一批湖湘士人,再加上一部分迁入潭州的川蜀文才,共同推动了三湘的文化发展。在大汉迎来统一,进入开宝时代之时,在昝居润的支持下,石文德纠集了一批文士,共同编纂出了一部描绘唐末以来湖南政治、军事、人文、风俗等历史与社会面貌的书,取名《湖湘志》,并在开宝大典时,与进贡方物一起献上,得到了刘皇帝的赞赏。

    可以说,在昝居润的治理下,湖湘大地,再度迎来一次大发展。让人遗憾的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昝居润被调走了,去江浙,如今更是闽浙巡抚,可以算是高升了。

    不过,对于湖南百姓而言,却是一大损失。据说,昝居润登船离开之日,万民挽留,长沙城中百姓为之一空,争相送别于湘江之畔。或许有些夸张,但百姓们对昝居润不舍的感情却是真的,为了纪念他,特地将接引浏阳河的一条水渠更名为昝公渠。

    治湘八年有余,除了留下一份杰出的政绩,还有如此名声,也堪称的不凡了。严格意义来说,论治功政绩,在大汉的所有地方长官之中,昝居润保底第二,但因为湖南在大汉的地位,着实不高,纵然做出了实在的成绩,也不够瞩目。

    开宝元年的长沙城,已经看不到当初的破败,因战争所受的创伤,也早已被修复,人口也恢复到了五千余户。要知道,早年为了恢复发展,昝居润把人都推出去开垦了,城中人口一度跌至不到两千人......

    官署之内,走了昝使君,迎来边使君,如今,轮到边归谠来接手湖湘了,带领三湘子民继续前进了。边归谠,在乾祐初年的大汉政坛上,还是很活跃的,最高曾担任过御史大夫,主管监察系统,屡次直言上表,言必有理,切中要害,也十分得刘承祐敬重。

    只是,由于后来对武德司的几番针对,最终惹恼了刘皇帝,被外放为淮西道按察使。在任期间,严肃法纪,清除奸吏,后又调任荆湖道,改知江陵府,如今成为荆湖南道的长官。



    自古以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地方上也一样,换了一任主官,执政方针、治理手段,都会有所调整,这是可以想见之事。当然,不管如何变,都要在朝廷的大政方针的范围之内,总体原则要遵循朝廷所定国策。

    边归谠要昝居润,至少前任在湖南已经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哪怕萧规曹随,也还是还做出一番政绩的。不过,这么多年来,愿意笼罩在他人的光芒下的人终究是少数,尤其是到边归谠这样的地位。

    当然,边归谠也不是那种为了显示自己存在感,就沽名钓誉、滥改其政之徒。事实上,仅按照的“开宝新政”的思想理念,执行政策,就足够他忙上一阵子了。

    到任的数月之间,边归谠的精力也主要投入在上边的,尤其那些惠民、惠农办法,以最快的速度推行下去,教育敦促各道州官吏,布告全境百姓。

    虽然距离贯彻落实,出实际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在官府的宣扬之下,也已经使得湖南民情大悦,多少带有些期待。尤其是那些最直观,听得懂的东西,比如减丁钱,降两税......

    如今,已然入秋了,也到了检验新政落实,考验官府公信力的时候了。虽然比往年晚了些,但夏税的收取,也开启了,按照朝廷给湖南的定额,边归谠也根据诸道州往年的情况,一层层地分下去。

    而往往就是在这种政令下达的过程中,最容易出问题。作为一个传统的文臣,边归谠廉正耿介,深知无信则不立的道理,对于已经宣扬出去的政策,做出的承诺,绝对不能失信于民。

    因此,在今岁夏收开启之前,就连发大令,劝勉告诫诸州县官吏,勿负朝廷所托,切实执行新政,同时,还专门从布政使司衙门挑选了一批僚吏分赴各地,指导监督。

    秋季的长沙,气候自是宜人,景致也十分养眼,瑟瑟秋风之下,竟无一丝萧索之意,反而带给人们一种闲适之感。

    当然,作为湖南的最高行政长官边归谠,却无兴致也无时间去欣赏长沙的美景风物了。官署之中,处理完手头的庶务之后,简单地做些休息,边归谠又投入到对湖南各种籍册的阅览之中。

    想要治理好一个地方,首先得了解其情况,再因地制宜,若是自以为是,一意孤行,那么注定不会有个好结果。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边归谠明白这个道理,在这段时间中,他有半数的时间,都花在体察湖南政情、民情之上,倘若发现问题,也是及时整改。

    如今,在初步取得对湖南民政的控制,并着手贯彻新政后,他也开始为自己的治策做准备了。毕竟,开宝新政不是短时间就能见成效的,而他的治政理念与重点,却是要尽早确定。

    或许是早年的为官经历,边归谠每任一地,最乐意做的,也最擅长做的,就是纠察不法,澄清吏治,到任湖南,亦然。

    此时他查阅的,就是这些年湖湘诸州的刑事狱案,并且,迅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施政方向,还是老办法,澄清吏治,强化治安。

    湖南如今算是个“移民”的地区,外来人口众多,且成分复杂,这就难免带来与原主百姓的矛盾,以致于民间的冲突频繁,并日趋严重。

    同时,由于对苗、瑶等蛮民的编户融合,汉夷之间也并非是和谐相处,时不时地也有些冲突,流血案件也不少。社会治安,是个有巨大进步空间的问题,在边归谠的目标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该做到的。

    同时,暂居润对湖湘的发展有卓越贡献,但在官吏的管理与教育上,却缺乏约束,过于看重政绩而忽视了操守,以致于湖南的吏治并不算良好,至少在边归谠的眼里,是需要整治的。

    所谓的政通人和,也只是宏观上的,整体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并不能掩盖背后的一些问题。以郴州的银坑为例,为了保证采冶产量,每年上报的矿工伤亡数量,居高不下,虽然都有矿难、意外等因素掩盖,但边归谠一眼便看出其中的问题,必然不乏过度役用矿工的情况。

    在边归谠沉浸在他对湖南下一步治理的构想中时,一名身着浅绯袍的官员走了进来,拱手拜道:“边公!”

    抬眼看见来人,边归谠放下了手中档案,脸上露出一点矜持的笑容,道:“李长史来了,坐!”

    来人名叫李观象,乃是原湖南节度使周行逢下属的第一幕僚,被委以帅府一切民政事务,后来更是作为周行逢后勤大管家。朝廷收取荆湖之时,在最后阶段,积极纳降,使长沙和平“解放”。

    能在周行逢那种残忍好杀的强人手下,做到文臣之首,李观象显然是有一定才干的。归顺朝廷后,先是辅助安定长沙、招抚诸州,被慕容延钊举荐为朗州长官,后又调任长沙任知州权县令,还有幸作为湖南的使者,进京述职献贡。

    如今,官拜荆湖南道长史,在地方上,也是五品高官了。经过多年的实验与调整,诸道布政使司的机构职位也基本定下来了,布政使下,除了对应州县职事的僚佐外,主要职位有三,别驾、长史以及参政,其中参政非常设,算是一个过渡性的职位,一般州级官员升迁前,就会都布政使司做一段时间参政。

    由于上任别驾调走了,目前有缺,也就使得李观象这个长史,成了边归谠的副职。而由于李观象此人,有见识,有志向,也吃得了苦,了解到边归谠的清正廉洁,在其到任之后,又恢复了在当年的清苦自励,剑谱律己,一段时间下来,也颇得边归谠的好感。

    此时,注意到公案上那一堆的档案,不由朝边归谠感慨道:“边公又在审阅道州籍册吗?勤勉如此,实在令人感佩啊!”

    听其恭维,边归谠微微一笑:“若不能通习民政详情,如何对症下药,因情施政?只是昝公把湖湘治理得太好了,老夫怕处事不当,反让三湘百姓受了苦......”

    当然听得出,边归谠这是故作谦虚,李观象当即拱手道:“边公清正,克己奉公之名,天下皆知,湖南百姓有您这样的亲民官,实乃福气!”

    简单寒暄几句,边归谠问李观象:“有何事?”

    谈及正事,李观象脸上有些明显的严肃变化,将手中拿着的两份公文呈上:“关于南征两广征伐诸州丁夫的名单以及酬赏钱粮数额,已然整理出,请边公审阅,如无异议,可颁行下去!”

    “这是应该的!”边归谠立刻表现出了重视,接过认真地浏览起来。

    没错,平南都快一年了,对于从征民夫的犒赏,才刚刚开始做结算,当然,这并不能算慢,从朝廷到地方,再到各州县,要经过的流程与环节也是不少。

    对于赏赐的数目,边归谠是没有太大意见的,兵部那边有明确的指示,只是人员、功劳、伤亡情况,这才是需要核实的。

    “可曾核实过了?有无出入?”瞄了眼李观象。

    “已然!”李观象自信且肯定地回答。

    考虑了一阵,在死亡及伤残的那份名目上看了看,边归谠道:“如无出入,就吩咐落实吧,尤其注意,务必分发到户。另,让各州县官吏,当亲自上门的拜访,以示抚慰。长沙伤亡之家,也把名单列出来,抽时间,老夫也当亲往!”

    “是!边公真仁德君子啊!”

    恭维一句,李观象又继续道:“另外,收到江南道移文,第一批迁豪,已然登船,溯江而上,请本道准备好接收安置事宜!”

    “哦!”一闻及此,边归谠立刻来了精神,问道:“有多少人?”

    李观象答道:“约三千户!”

    显然,韩熙载之赴江南,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整改事务了,第一件事,办的就是迁豪,如今看来,落实得很迅速。

    而对于湖南而言,来自江南的移民,绝对是优质移民了,这些人在地广人稀的湖南,完全可以作为带头致富的那批人。

    同样的,对于那些被强制迁出,背井离乡的江南宗族而言,湖南大概也是最好的去处,只好比起那些被分到山阳抑或西北的人来说,简直是幸运。当然,被迁的,也不完全是豪右,还包括富农、商贾。

    边归谠也是喜上眉梢,接过公文,嘴里问道:“你觉得,这批人该安置在何处?”

    毫不犹豫,李观象道:“潭衡二州,犹可容民五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