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内部趋于平稳，但从整个大汉而言，却不能简单地用“天下无事”来形容，偌大的一个帝国，每月每日都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风云变化。
当然，最“热闹”的还得属大汉诸边，越是偏远边疆，就越多事。自西北到东北，皆是如此，榆林道那边，由于朝廷强硬的汉化政策，终于爆发了一场反噬，夏州党项部众数百人，在酋长的率领下作乱，反抗朝廷的吞并行为。
结果是没有任何意外的，为兖国公、夏州兵马都指挥使王侁率军扑灭，平乱的过程没什么值得描述的，简单快速，平澹如水，稍微血腥点的是，所有从乱的党项叛匪都被王侁杀了，并且株连了上千的党项部众。
这件事于大汉而言，只是微澜一起，但传到东京，却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准确地来说是刘皇帝的重视。
刘皇帝自然不会去反思朝廷的胡民政策如何导致党项人的反抗，他甚至有些愤怒，在他当政到如今威泽遍布天下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人敢反叛。
这可与西南山沟沟里蛮民的叛乱不同，这可是在夏州，在大汉西北的核心统治区域，王化最深的几处边州之一，造乱的又是党项这个大汉国内比重比较大的少数部族。
更可恨的，还在于这是因为反抗汉化，对抗朝廷根本的胡民统治政策，这就触犯逆鳞了。为了推行彻底的汉化政策，打算胡民原有的生产、生活关系，朝廷经过了那么多的讨论与准备，又以极大的决心去推动，朝廷内部本就有些异声，这突然爆发的反叛，简直是打脸。
党项人可不是前两年新依附的漠北部族，从定难军归附开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其他地方没有大的变乱，偏偏是党项人，偏偏在夏州地这西北重镇。
这说明什么，朝廷对于党项人的归化是不到位的，很多人的都是面服心不服，仅靠迁走李氏家族，以及分拆转移几万党项人，是没法解决根本矛盾的，只是一种缓解折中的办法。
过去，没有发生大的变乱，只在于朝廷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尤其是部族首领、酋长们的核心统治权力。
而十多年后，新一批的党项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对朝廷的敬畏也在趋于澹化，汉胡之间的新旧矛盾也在长时间的酝酿下开始发酵，朝廷的汉化政策，只是一个引子，具体的表现就是夏州那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的叛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道理。但作为统治者，刘皇帝可不会反思自己的政策有什么不对，尤其是针对党项人，他的忧国忧民，也是有局限的，甚至认为，党项人之所以敢掀起动乱，恰恰证明朝廷的过去的治化政策不到位，正需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认为压迫得不够彻底，没有将其彻底驯化。
在国家大局面前，党项人，具体地来讲，党项首领们的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敢反抗，那朝廷就敢杀，刘皇帝的态度是强硬的。
因此，对于王侁反应及时有效的平乱成绩，予以了肯定的评价，下诏褒奖，并说王朴生了个好儿子，不负兖公之爵，该当重用。而这一个评价，也基本能够宣告，下一任的榆林道都指挥使便是王侁了。
同时，刘皇帝敦促朝廷向北面诸边发布训令，要求各边地官府，在施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要严防部民反复，夏州事件，就是一个警示。
而根据此前的政策，夏州知州就倒了大霉，因为境内出现了成规模的叛乱，闹出的动静甚至上达天听。
小小的动乱虽然平息了，但事后的追责程序却也没有少，知州刘承锡直接被罢官夺职，贬为庶民，这可是宗室子弟，刘崇的儿子，刘皇帝的堂兄弟。当然，以刘皇帝对这些宗室严厉的态度，这样的处置也不足为奇。
不过，在夏州还流传着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说事发之前，王侁便已收到了消息，但刻意按捺，待乱众聚集，影响扩大之后，方才出兵平乱，赚了一个不大不小却足以支撑报捷的功绩。
当然，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也说不清楚，就算传到朝廷，引起重视，也很难调查出个具体的结果来，王侁要想辩解，也有的是话说，但平乱的事实却是确定的。
而事实上，发生在夏州的这场党项人叛乱，在当地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些长时间接受朝廷统治的党项人，忽然发现，似乎有了另外一个对抗朝廷、争取利益的办法，而伴随着朝廷不肯妥协变通的汉化政策，伴随着朝廷敦促下诸边道州官府的高压政策推动，矛盾也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积越深......
如果说发生在夏州的变乱只能用微澜来形容，那在漠北，就可谓风云激荡了。契丹主耶律贤的病逝，于漠北而言，是个巨大的变故。
通过几年的休养，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对塞北部族的统治，随着耶律贤的死再度动摇了。且不提汉军的铁骑吊唁，仅契丹内部就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而在金山以东的乃蛮人也趁机，再度向东扩张，侵袭契丹的漠西北地区，向着新草原霸主的远大理想目标前进。
当然，于契丹而言，乃蛮人的侵扰，也只是疥癣之疾，他们面临最关键的问题则是，谁来继承契丹主位。
对于这个问题，刘皇帝曾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同萧思温等臣讨论过，按照他们的猜测，越王耶律必摄的机会最大。
但漠北局势的发展，一部分按照大汉君臣的推测在发展，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出乎其预料。越王耶律必摄，在按捺多年，在亲眼见证了耶律贤率领下大辽王朝的崩溃与衰落，终于决定亲自肩负起契丹复兴的民族大业。
就在耶律贤的灵柩前，耶律必摄召集契丹的宗室及贵族大臣，亮明旗帜，要夺回太宗耶律德光一脉的正朔权位。
当耶律必摄选择冲击契丹主位时，多年的积累起了效果，他取得了不少契丹贵族的支持，呼声很高，几乎群情拥戴。
这其中，既然有积攒的对耶律贤这衰落之主的不满，也因为国需长君的现实考虑，于契丹而言，这一点更重要，没有人会去服从一个几岁的娃娃。
按照正常的情况，耶律必摄上位的可能是很大的，但事情最终的结果，偏偏不按照正常规律发展。
有人支持，自然也有人反对，结果偏偏是少数人战胜了多数人，因为少数人手里掌握着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军权。
以耶律贤适、韩德让、耶律休哥为首的耶律贤心腹臣子，联合在了一起，力推耶律贤之子耶律隆绪继位，坚决维护耶律贤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为契丹的长治久安着想。
两股势力，在契丹殿帐展开了为期十日的明争暗斗，最终还是动了刀兵，逐渐步入个人能力巅峰的耶律休哥成为了耶律隆绪继位的擎天保驾大臣。
曾经耶律必设因为软弱，为了顾全大局，不愿契丹内乱，而主动放弃与耶律贤相争。但这一回，他下定了决心，甚至组织起了一股贵族联军，但结果被耶律休哥轻松击败，而耶律必摄也被耶律贤的近臣女里斩下了脑袋。
至于汉骑的北上，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曹光实是个狠人，胆子也足，从临潢府出发，真正率领麾下几千铁骑，直接兵临斡难河流域，威胁漠北契丹统治中枢。
从收到耶律贤的死讯，到传令进军，再到兵进漠北，这其中需要的时间实在不短，等曹光实陈兵斡难河时，契丹那边的局势已经尘埃落定。
哪怕经过了一场内乱，面对汉军之侵袭，耶律休哥仍旧率领皮室精锐，主动接战。双方上万骑兵，厮杀一场，曹光实力敌两倍的契丹军，最终不支而走，在被追击的过程中损兵近半。
至于由康保裔率领的另外一支汉骑则有些倒霉，因为迷失道路，在高原上转悠了一圈，退回汉境，甚至造成了上百人的非战损亡。当然，能够全师而返，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当汉军无功而返时，也就代表着漠北契丹再次度过一场危机，当然，也是大汉没有尽力的缘故。即便如此，在北进的过程中，深谙“三光”的曹光实，仍旧给漠北契丹部族造成了沉重的损失。
说来契丹也是凄凉，当年与大汉交锋，动辄能够征发十几二十万的军队，如今，上万人的交战，已经属于大规模战斗了。
而稳定下来的漠北契丹，其主要权力，也集中在耶律贤适、韩德让以及耶律休哥手中，两个契丹宗室，夹杂着一个汉臣，构成了契丹的新权力中心。
得到消息的刘皇帝，甚至不禁好奇，韩德让怎么能得到契丹人的认可，让这么个汉臣占据高位。毕竟，当契丹北迁后，原本南北二府分治的二元统治基础已经被破坏了，这样的情况下，汉臣在契丹的地位可想而知，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汉臣汉人追随北迁的契丹。
几经思量，刘皇帝能够想到的解释，也就一点了，韩德让，乃至整个韩氏家族，都只是披着汉人皮囊的契丹人罢了。
装饰风格质朴严肃的车驾缓缓停靠在东京虞国公府门前，御者轻轻地勒住缰绳，随行侍卫自车后取出矮凳拜在侧边，喦脱下马脚步飞快地上前，打开车门，小心地搀扶刘皇帝下车。
落地立定，刘皇帝仰头看了看虞国公府门，除了那张高悬的“敕建虞国公府”牌匾，并没有太多吸引眼球的地方。
“这大概是朕来过最朴素的公府了，不论是西京还是东京，都是一样的景象啊！”刘皇帝轻声感慨道。
冬季的开封，气候还是十分寒冷的，天色阴沉，光线暗澹，空气中都弥漫着些许霭气，堆积的寒意不断侵袭着，哪怕刘皇帝穿得格外厚实，仍旧不免打了个寒颤。
此番出宫，驾幸虞国公府，算是突然袭击了，却是听闻虞国公魏仁溥病情渐重，日渐不支，这才动了亲自探视的心思。
事实上，刘皇帝对此次出行还是心存犹豫的，毕竟经历得多了，除了看澹其事之外，还不免生出些疑虑。有的玄学，不得不信，刘皇帝也担心他这亲自驾临一次，是给魏仁溥催命的......
这么多年，或病或老，死了那么多老臣故旧，总有一些人，是刘皇帝不愿其辞世的，虞国公魏仁溥显然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乾右时期最重要的大臣，被刘皇帝倚为腹心，视为良师益友，其功德威望，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甚至越陈越香，哪怕魏仁溥已经多年没有在朝廷内部发声过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他肯站出来，仍旧会得到许多人的响应与拥戴。
毫无疑问，在刘皇帝统治的这近三十年间，在大汉由割据走向统一，在天下由混乱转为太平的过程中，魏仁溥是受上下最为推崇的宰相。
在魏仁溥主持政务期间，朝廷是一片和谐，上下少有争端，即便有，也会在魏仁溥的调解下平息，那个时期，整个朝廷都呈现出一种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状态，所有人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尽心尽力，魏仁溥是最好的榜样。
可以说，刘皇帝经历的那么多宰相，论政治清明，上下和协，首屈一指的便是“魏仁溥时期”，而那样的高度，往前往后，没有一个宰相能做到。
哪像现如今，朝廷之内，暗流涌动，争权夺利之事，屡见不鲜，国家统一了，天下太平了，人心也散乱了，不似当初那般凝聚，大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情况下，大汉的那干精英统治阶层，也开始把心思放在追名逐利，放在内耗上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刘皇帝是洞察于心，却又无法真正改变什么，风气能扭转一时，但总有反复，毕竟大环境不比当初了，他一人之威，显然也不足以真正压制住所有人之志。
甚至于，大臣们的明争暗斗，本就是他乐见其成的，大臣们不斗，他这皇帝做得岂能安稳，而唯一能够做到的，大抵也只是完美地充当场外裁判，把所有的争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至于更多，也只能用有心无力来形容了，他终究不是神明。
而每每思及于此，刘皇帝也不禁怀念起当年魏仁溥理政时期的景象，当然，也仅仅是怀念罢了，他心里也清楚，哪怕起复魏仁溥，再由其秉政，大汉朝中的局势也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连刘皇帝都没办法，何况一个魏仁溥。
甚至于，君子宰相魏仁溥，未必能有赵普干得好，能够在那层出不穷的争端之中，安如磐石。
话说回来，像魏仁溥这样的贤能宰相，为何在乾右时代名噪一时，进入开宝时代，却逐渐沉沦，逐渐乃至彻底消失在大汉的权力中枢，澹出人们的视野。
根源还是出现在刘皇帝身上，大概是从平南之后，刘皇帝便开始疏远魏仁溥了，那几乎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
而面对刘皇帝的疏远，魏仁溥当然感受到了，深谙明哲保身的他，也在事业、权力的巅峰期，低调起来，甚至主动请辞，不过被刘皇帝拒绝了。
即便如此，在开宝初年朝廷中枢权力的重新分配中，魏仁溥还是“成功”急流勇退，从宰相的位置上退下，被刘皇帝用一个内阁大学士的头衔高高束起。
大汉的内阁，脱胎于早期崇政学士制，原本是被刘皇帝用来分割相权，制衡政事堂，并协助自己处理军机。
但最终的发展，却没有达到预期，地位虽高，但实在没有什么实权，尤其刘皇帝自身都放下了对军国大政的实际处理，而依托于皇帝而存在的内阁，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名誉虚职，一个养老的职位。
哪怕到如今，魏仁溥身上仍旧挂着内阁大学士的头衔，但是除了开宝初年随侍君前，以备咨询之外，到后面，魏仁溥甚至不用到宫中当值了，刘皇帝也很少召见。
即便召见，也不是以国事垂询，只是当做一般的功臣贵族，谈些风花雪月，关怀一下魏仁溥的生活状态。
不得不说，刘皇帝对于这些老臣，尊重是足够尊重，待遇、荣耀、地位也不吝惜，但这种隐藏在显赫背后的疏离与猜忌，是十分恐怖，甚至让人感到心寒。
但是没办法，雷霆雨露，都是君恩，不论心理感受如何，都得老实受着，这是当代的普世价值，如果背离了这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抛弃了信仰，也将彻底为刘皇帝所抛弃，任你德高望重，还是功勋卓着，也只会落得一个凄凉结局。
按道理来说，对于魏仁溥这样的贤相，刘皇帝本不该对他猜忌才是，再加十多年风雨同舟的创业情谊，他怀疑谁，都不至于怀疑魏仁溥。
而以魏仁溥的品性与作风，也不可能背叛刘皇帝，然而，问题不在魏仁溥怎么做，而是刘皇帝怎么想。
魏仁溥这个宰相，名声实在太好了，上下赞誉，朝野推崇，声名远播海内，历数其履历，二十多年下来，身上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污点。早年的时候，曾经被人指摘徇私，而事后证明，是一场误会，对弹劾他的官员，也完全不打击报复，甚至察其能才，加以提拔，成就了一段以德报怨的佳话。
一个太过完美的宰相，显然不是刘皇帝需要的，或者说任何一个帝王都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宰相。
魏仁溥清白得就像一朵无染无垢的白莲花，能力出众，品性高洁，群口交赞，这样的大臣，在刘皇帝眼中，要么是大善至圣，要么是大奸似忠。
当然，就是刘皇帝自己心里都很清楚，魏仁溥是个忠臣，但是，很多时候皇帝这种生物也并不单纯只考虑他本身是否忠诚，并且有时不免怀疑其忠诚的上下限在哪里。
刘皇帝不是站在上帝视角纵览天下，从他的角度去看魏仁溥，你越完美，他心头就越别扭。
毫无疑问，刘皇帝是个好猜忌的皇帝，由偶尔的自卑与绝对的自负交织促就。早年的事情，国家还不安定，大汉的前途未来尚且渺茫，他也不得不多疑雄猜，也维护自己的统治，保障皇权的安全。
然随着年纪的增长，那种猜忌也在进化，过去如果说是利弊参半的话，那么如今，负面的影响要占更多了。
在长时间帝王生涯的历练中，也养成了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心理，时刻警惕防备着，魏仁溥之前的名头太响亮了，他看着、听着都不舒服，于是过去的良师益友自然而然地被疏远了。
刘皇帝并不小气，甚至很多事后很大方，足够大度，但他实在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个体，矛盾到只要他觉得有问题，哪怕是臂膀，也要断然砍掉，哪怕是腹心，也要用利刃刺穿。
而魏仁溥政治生涯的终结，只是这种精神与心理状态下的产物罢了。
早年，大汉宰相走马观灯一般更换，十五年间，仅首相前前后后便换了五任，至于辅政的宰臣与部司大臣，换得更勤，这在很多人眼中，是刘皇帝集权、敛权的表现，也隐隐指出，他并不信任宰相。
但是，进入开宝时代后，这种猜测显然被打破了，以赵普为例，他已经在首相的位置上，待着超过十年了，中间或许有过犹豫，但仍旧让他安安稳稳坐着。
舍魏仁溥这样的贤相不用，而长期信任赵普，这也体现着开宝时代刘皇帝以及大汉政治环境的变化。
对于刘皇帝的到来，虞国公府显然有些措手不及，没有什么准备，因此，等刘皇帝慢悠悠踏入府门之后，府内仍旧是一片忙而无序，就像遇到突击检查的领导一般。
既然本没有什么准备，那便干脆不做刻意应付，随着侍卫们熟练地占据进出口子，所有的波澜都平息了下来，虞国公府上更是沉浸在一片的冬日宁静中。
魏仁溥老态龙钟，是被其三子魏咸信亲自搀着出堂驾的，确实是老病缠身，就连下拜都显得格外吃力。
“快把虞公扶起来了！”刘皇帝冲喦脱吩咐道。
喦脱也麻利地上前，与魏咸信一道扶起魏仁溥，刘皇帝则道：“身体违和，就不必这般折腾亲迎，你我君臣之间，何必拘此俗礼了！”
刘皇帝话虽这般说，魏仁溥却把该尽的礼数做到位，态度恭谨如常：“陛下驾临，已是阖府上下的荣幸，未及时出迎，已是怠慢，臣又岂敢拖老告病......”
看魏仁溥这老迈虚弱的模样，刘皇帝冰冷的外壳彷佛也被敲开了，略显动情地对他说道：“道济，你真的老了，气色比起三个月前，都差得太多了！”
三个月前中秋夜宴时，魏仁溥还是出席了的，那个时候虽老，却没有老到如今这个地步。此时的魏仁溥，满脸的老斑，人也更加消瘦，不似当初的富态，几乎弱不经风，只是目光依旧平静而充满智慧，气度依旧澹定寻常。
刘皇帝已经上前握住了魏仁溥的手，这股亲热劲儿，看在“知情人”眼中，只怕也太过不真实。
“人皆有终老，老臣自不例外，老臣痴长六十余载，已然知足，又岂敢同天道自然之数相抗？”魏仁溥操着苍老的声音，澹然一笑。
魏仁溥的手是瘦若枯骨，也有些冰凉，而见其这副澹定如水的表现，刘皇帝当即赞了一句：“此等气度，满朝公卿，只怕也唯道济一人了！”
“陛下过誉了，臣岂敢当？”魏仁溥摇摇头。
刘皇帝这话，当然是场面话了，不过，他也确实见识过太多元老宿旧，哪怕到死，都还迷恋人世，而王朴是最显着的一个，他那遗奏十条，便是对大汉最后的卷恋，余音犹在。
当然，王朴那十条，刘皇帝也是有选择地采纳。
入堂，又是一阵寒暄，刘皇帝语气满带感慨地说道：“这些年，故人陆续凋零，多少元老宿旧，都离朕而去，颇为感伤。你们陪朕度过二十多年的风雨，多少艰难危险都挺过来了，而今天下太平，正当你们享福的时候，却福祚不永，思之令人唏嘘啊！”
闻言，魏仁溥也叹息道：“陛下对老臣等的关怀，臣等实在感激涕零。只不过，臣等身逢乱世，飘零江湖，能得遇圣君，追随英主，统一天下，勘定乱世，建立不朽之功业，犹能安享这百年难遇之太平盛世，得到今时之荣光，此生足矣！
陛下曾经说过，江山代有才人出，老臣深以为然，似臣这老朽，能与陛下共度时艰，能于大汉薄有功绩，待到老来，自当退居归样，让位后来。
如今，朝中不缺忠志之士，更不乏能才干吏，他们都汇聚在陛下麾下，追随陛下，使大汉步入举世瞩目的巅峰，如此波澜壮阔，如此豪情满怀，老臣于侧观赏，也是赏心悦目。
这是多年栉风沐雨、孜孜以求的志向与目标，功业既成，盛世已至，堪称无憾。若说有什么可惜的地方，大概是老病缠身，行将就木，无法陪伴陛下走得更加长远，无法见证大汉更加辉煌的未来......”
听魏仁溥微微而言，刘皇帝也有些感动，眼睛似乎都红了，道：“道济是尽出衷心之言，只不过言间之意，朕听了，确实感觉有些凄凉，倍觉伤感啊......”
“陛下！”听刘皇帝这么说，魏仁溥立刻苦笑着告罪：“人老多情，臣也老来昏聩，话也不会说了，让陛下误会了......”
闻之，刘皇帝也笑了笑，魏仁溥这番话，思路可是清晰得很，感情也足够充分。
看着满脸病态的魏仁溥，刘皇帝说道：“道济，你的病情，朕也是早早听说了，一直有心亲自来探视一番，可惜，心存顾虑，未能成行。
究其原因，就是你说的那四个字，人老多情。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朕更不愿意，再见到一位老臣故人的离别啊。
过去，朕也常自怜，叹其年老体衰，实话实说，那是装模作样，乃是惺惺作态，朕心中，又何尝真的服过老？
不过近几年，却是越发发乎肺腑，越觉岁月之逝，不依人情，就拿朕这双腿来说，是越发迈不动道了，每到这秋冬之际，是倍觉煎熬啊。
李汝公当年的苦痛，朕如今是体会愈深了，也越觉你们这些臣子的不易啊！”
“陛下，与臣等这些冬烘老朽的迟暮相比，您正春秋鼎盛，何出此言啊！”魏仁溥的语气中，已然带上了点劝慰。
刘皇帝摇摇头：“人间冷暖，其心自知，个中体味，实难共鸣！同样是帝王，有的人能做到七十岁，朕还能再当三十年吗？”
听此言，魏仁溥沉默了，似乎也有些不知如何接口，略作沉吟，方才说道：“陛下为大汉天下操心劳力，实在太辛苦了，牺牲也太大了！”
闻言，刘皇帝却哈哈一笑，道：“这个评价，若说是二十年前，朕当之无愧，但放到近十年，那可就的受之汗颜了！这话，得向太子，向赵普那干宰臣说去！”
魏仁溥却道：“若是陛下前二十载的励精图治，辛苦不辍，又何来今日之安定？陛下是大汉的开拓者，奠基者，没有陛下，何来今日之大汉？”
“恭维赞誉的话，朕听得多了，但还是从你们这些老臣故旧口中说来，倍觉亲切，如饮佳酿啊！”刘皇帝轻笑道：“毕竟，只有你们是真正陪朕一路走过来的。你们总喜欢把莫大的功绩，全都加在朕一人身上，但朕心里何尝不知，偌大一个天下，又岂是我一个人能够打得下、守得住的？
就那你魏道济来说，从藩邸时就跟随于朕，建言献策，多有益处，国家艰难之时，也是你倾心辅左，鼎立相助。
这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你们的功劳苦劳才是最大，朕若自矜其能，既受之有愧，也贻笑大方啊！
朕可不是那李存勖，也绝不当李存勖！”
魏仁溥附和道：“后唐庄宗，堪成一代豪杰，却也只是一时英雄，善始恶终，与陛下开万世太平之雄才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呵呵！”刘皇帝道：“李存勖的事，该当引以为鉴，朕也时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不过，你还是把朕捧得过高了，开万世之太平，那是圣人都无法做到的，朕又何德何能啊......”
一场谈话，还是在悄然之间变成了刘皇帝的感慨，魏仁溥的小心附和，略带些虚伪，颇有些乏味，刘皇帝想找到当初的君臣相宜，却终究难以回到当初了。
不是魏仁溥他们背离了刘皇帝，只是刘皇帝已然太过孤高，高到这些元从宿旧，都难以靠近，也不敢靠近。
“朕没若是没有记错，国宝已近三十了吧！”聊了会儿，刘皇帝把话题扯到一直恭敬侍奉在侧的魏咸信身上，笑问道。
“回陛下，臣正当而立！”魏咸信有些惊讶刘皇帝关照，也不敢怠慢，沉稳移步应道。
“这个年纪，可不小了，成家立业，你如今一双儿女都能满院满街地嬉戏玩闹，何故自己还默默无闻，枯守在这公府之中？”刘皇帝笑问道：“怎么不让你父亲替你谋个差事啊？”
听此言，魏仁溥心中略感一紧，不过没有开口，只是看着儿子。魏咸信似乎也听到了话外之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国家公器，岂能私相授受？臣已有两位兄长，德才兼备，追随家父之志，任事于地方，为陛下尽忠，为朝廷尽力。臣无德无能，难堪重任，只能在家侍奉双亲，以全孝心，处理些府内琐事。
何况，蒙陛下天恩，得家父荫庇，臣已得拜朝散郎，吃着朝廷的俸禄，享受着陛下恩典，臣无寸功于朝廷，无功受禄，已然汗颜，自知自足，岂能奢求更多......”
“朝散郎也算官？”刘皇帝却笑了，冲魏仁溥道：“道济啊，都说宰相门前七品官，你可是曾经的首相，百官之首，群臣楷模，又是元从故旧，二十四臣，怎么对自己儿子，如此小气呢？
朝散郎，从七品的散官，朝廷内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太过平庸了，也太卑微了，左右一句话的事情......”
听刘皇帝这么说，魏仁溥不能不表态了，老脸上带着一抹动情，语重心长地说道：“老臣虽然稍有寸功微劳，然陛下对臣父子的恩典实重如泰山，自当感激涕零，岂能贪得无厌？
何况老臣长子、二子，皆已至州府重任，这都是陛下的关爱与照拂。至于少子，其性情恬澹，志不在官场，能够持家守家，已然足慰。
至于朝散郎，何谈卑微，天下多少僚属，兢兢业业，尚不入流，多少职吏，辛勤十载，方得朝廷实授。
臣这幼子，无尺寸之功于朝廷，徒以荫授入职，老臣尚觉恩遇过厚......”
“你们父子俩，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都是一样的谦虚，也够知足！”听其陈情，刘皇帝呵呵一笑，评价道：“朕可见多了争权争利、争名争宠的，就拿荫官来讲，就不知有多少的功臣勋贵，恨不能给他们的子弟，都讨个实职肥差？
你们父子俩，倒是朝中一股清流啊！听其言，颇有心旷神怡之感！”
“陛下，非老臣父子清高！”见刘皇帝开地图炮，魏仁溥可没有自绝于外的意思，缓缓地表示道：“陛下的恩赏，朝廷的官职，臣父子都享受着，只是觉得，不该理所当然罢了......”
“这话实在！朕听着也舒服！”刘皇帝笑道。
目光再度投到魏咸信身上，此前没有发觉，如今方才注意到，此人衣着实在朴素，深山虽是锦服，但不知穿了多久，更没有任何金玉饰物伴身，而那种安之若素的气度，怕也学了魏仁溥七成。
眼神中不免流露出一些赞许，刘皇帝笑眯眯地对魏咸信道：“国宝，你与一般功臣勋贵子弟，实在大不一样，朕见过那么多后生晚辈，他们可都是跃跃欲试，踌躇满志，想要建功立业，你就一点不动心？”
“臣才识浅薄......”
魏咸信想同刘皇帝讲场面话，被刘皇帝直接打断，说：“朕喜欢谦逊的人，但过度的谦虚，不只是自负，更显虚伪！”
这话可有些严重，把魏咸信吓了一跳，老实人被惊得脸都胀红了，面色匆急，想要辩解，却被刘皇帝一挥手：“恬然自得，并不等于胸无大志，你既生于勋贵之家，也吃着朝廷的禄米，就有对朝廷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你若想要独善其身，超然于外，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况且，大丈夫岂能困居府内，料理些俗务琐事，朕觉得，你该走出公府，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
刘皇帝此言中，授官委职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了，魏咸信却有些不知所措，是恭听圣训，是谢恩呢？还是拒绝呢？不由得把求助的目光望向老父。
魏仁溥见状，也主动开口了，态度还是那般平和坦诚：“陛下如此勉励犬子，是他的荣幸，若有赐，为臣者自当稽首谢恩。不过，老臣希望，待他替臣这老朽送终之后，再图报效国家，皆是陛下倘若初衷不改，自当竭忠尽力，勤恳王事！”
“道济你都这般说了，朕还能强夺此情吗？”刘皇帝静静地打量了魏仁溥一会儿，突然笑道：“朕留意到，户部需要补充几名员外郎，看国宝持家有道，自觉堪当其任。不过，话说到这个份上，这户部员外郎的职位，就暂且给他留着吧！”
“陛下，万不可因此情，而怠慢国事啊！”魏仁溥说道。
刘皇帝摆摆手：“国家公务，固然繁杂多事，但也不会因多一人或少一人，就怠慢了的。倘若如此，不是制度不完善，就是臣僚们不尽力！”
“陛下所言甚是，是老臣浅陋了！”
扫过这父子俩，刘皇帝又笑了，以一种调侃的语气道：“那么多人都想要升职加官，希望委以重任，找着机会，明里暗里，旁敲侧击，使尽手段，向朝廷要官。朕如今难得主动要加官，却还被婉拒了，这可真是，难得呀......”
刘皇帝一副有了新奇体验的样子，不过魏仁溥却一点都不敢当作谈笑，谨慎地应道：“陛下此言，让老臣父子，倍觉惶恐啊！”
刘皇帝一讷，轻轻摇头：“这可不是朕的用意，只是聊发感慨罢了！”
微微叹息一声，刘皇帝平复了一下那莫名的情绪，直视着魏仁溥，平和地说道：“朕此番过府，除了探视道济病情之外，还有一事相询，希望能够解惑！”
闻此言，魏仁溥恭敬道：“陛下垂询，老臣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刘皇帝微微一笑：“朕听说，道济病笃，连遗奏都准备好了。朕有些好奇，有什么话，不能活着的时候，当面对朕讲吗？是要学王朴吗？还是，死后遗陈，更敢说话？”
刘皇帝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却使得魏仁溥脸色大变，任身体再是腐朽虚弱，也不得不强撑病体，艰难地跪在刘皇帝脚下，一字一句，郑重其事，颤抖的声音都多了些中气：“陛下明鉴，老臣绝无他意，只是，只是......”
哪怕以聪敏着称的魏仁溥，在这种问题面前，也不知如何回答了，这种诛心之问，可不是只言片语就能解释回应得了的。
......
刘皇帝终究没有真向魏仁溥要个解释，又在父子俩谨小慎微的应对中，没滋没味地尬聊一会儿，刘皇帝起驾回宫了，连饭都没留下吃一顿。
不过，他的目的是达到了，至少证实了他心中的猜测，魏仁溥确实有话想同他讲，心里也埋藏着太多事，只是迫于一些原因，不愿意或者说不敢直接进言罢了。
这一点，不得不说，刘皇帝心里是有疙瘩的，那么多年的君臣情谊了，有什么话，何必如此遮遮掩掩，不肯直言，偏偏早早地便准备好了遗表！
刘皇帝离开后，虞国公府堂上，陷入了一片安静，死寂般的安静，肃肃冬风，彷佛又平添了几分凄寒。
没有让他们亲自恭送出府，魏仁溥坐在椅子上，衰老的躯体，近乎瑟缩着靠在椅背，整个人的精气神彷佛都被抽走少许，老眼似乎也恢复了正常年纪该有的昏花与浑浊。
魏咸信显然不是笨人，与老父的平静相比，他显得有些魂不守舍，取过一张皮袄上前，轻轻地盖在魏仁溥身上，欲言又止的犹豫过后，忧虑地问道：“父亲，陛下这是何意？”
“你也察觉到了？”魏仁溥回过了神，不答反问。
魏咸信颔首，迟疑了下，终是吐露出心中郁闷、隐忧与不解，说：“陛下他......陛下他似乎在猜忌您？”
对此，魏仁溥苦涩一笑，没有接话，也没有驳斥儿子的话，嘴角微张，也只是发出一道无声的叹息。
见状，魏咸信有些急了，甚至略感愤慨：“这是为何？您是陛下的从龙之臣，多少年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倾心献国，实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再者，这快十年了，你始终居府疗养，早已不再干涉政事，如此安分守己，陛下猜忌何来？”
“国宝，以你的心性，不该有此激愤之言啊！”大概是觉得魏咸信的情绪有些不对，魏仁溥的语气与表情变得格外严肃，警告道。
魏仁溥这一句话，似一抔冷水，将魏咸信的愤满与不屈浇平了，见老父那就木之态，一股不忍袭上心头，悲从中来，摇头道：“儿只是不解，也有些不忍，您多年勤恳王事，这身病根，就是常年劳碌积攒下来了。
陛下实在太可怕了，您已病重若斯，低调至此，多年不朝，朝廷那么多公卿大臣，张扬跋扈者不可胜数，安享晚年者更不知凡几，为何独独针对于您。
儿还年少时，满朝都在传颂，您是陛下最忠心有为的大臣，陛下也一直倚您为腹心，多次对人说您是他的良师益友，君臣之间，心心相印，何来如今彻骨之寒的猜疑？
恕儿斗胆直言，陛下此番过府探视，究竟是来探病的，还是来催命的？”
听其言，魏仁溥的脸色刷得一下变了，苍白的老脸挂上了一坨红晕，过于激动导致剧烈的咳嗽：“你大胆！跪下！”
但见魏仁溥的反应，魏咸信也吓到了，紧张地上前想要照料，却被魏仁溥严厉的眼神逼得跪倒在地，但目光仍旧关切切担忧地望着老父。
魏仁溥则颤着手掏出手绢擦了擦嘴，而后盯着魏咸信，疾声道：“国宝啊！我一直以为你性格平和忠厚，却未曾料到，你心中竟然还潜藏着如此刚烈。”
说着，还下意识地留意了下周围，确定无人打扰他们父子谈话后，方才语重心长地说：“方才那样的话，怎么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如此悖逆亵渎之言，你敢说出来，就想也不该想的啊！”
听魏仁溥这么说，魏咸信也冷静下来，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也难免有些后怕，同样四顾张望了下，方才磕头诚恳道：“父亲教训得是，是儿错了！”
见其明白过来，魏仁溥也缓了缓，叹息一声，让魏咸信起身。
看父亲稍息其怒，魏咸信这才恢复了平日里冷静，轻声问道：“父亲，儿只是不理解，为何会到如此地步，陛下如此雄猜，难道您就能心平气和，毫不挂怀吗？”
这一回，魏仁溥没有再直接驳斥魏咸信，而是轻声说：“国宝，平心而论，你觉得，陛下待魏家，待为父，待你们兄弟如何，可曾苛待过？”
魏咸信闻言微愣，思索一阵，有些无力地拱了拱手：“父亲位列二十四臣，爵赐国公，母亲三品诰命，两位哥哥也都在外担当要职，就在方才，还关怀儿的前途，欲赐职授官，这等恩遇，山高水深！”
“只是！”总结了一番，魏咸信紧跟着道：“恩遇如此深厚，那无端猜忌，才更令人毛骨悚然啊！”
魏仁溥笑了，笑声很轻，看着儿子道：“为父都没有激动，你又何必如此激切！”
不待魏咸信答话，魏仁溥缓缓说道：“我追随陛下近三十载，前十五年，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这一路走来，对陛下，多少还是有些了解，有些体会的。
陛下乃是不世出之英明之主，数百年才能有这么一位，扶危济难，一匡天下。陛下雄猜，这是从早年便可窥一二，而也正是这份多疑，才使得陛下带领着天下，从崩坏走向安定。
若是帝王，失去了警惕，失去了戒心，那距离危亡，也就不远了，这份多疑的性格，也陛下立身之本。”
“这份猜忌，用到父亲身上，儿实在，实在觉得......”魏咸信似乎有些不知如何描述了，只是反应很憋屈。
魏咸信已然冷静下来，但仍旧有些意气难平，见状，魏仁溥道：“哪怕以陛下雄猜，又岂又无端的猜疑，莫名的猜忌？如你方才所言，为父自认对陛下，是一片中心，无愧于心！”
“正因如此，儿才觉得，陛下......是否有些过分了？”魏咸信小心地说道。
“这些年，我也在反思，在思考，终是有所得！”魏仁溥苦笑道：“我这，大抵也是为声名所累了！”
“陛下大度之时，足以容纳四海百川，但对难言难忍之事，就一根针缝的余地，也不会留下的！”魏仁溥叹道：“朝廷之中，不乏清流，对那些臣僚，哪怕他们清谈空论，甚至直颜犯谏，陛下也可付之一笑。
那些清流士人，哪怕名声斐然，远播海内，于陛下而言，都无关痛痒，甚至需要这样的人来展现陛下的胸襟与度量。
但是，陛下绝对不会容忍一名宰相，满身清誉，内外交赞。过去，常有人说，我这个宰相，千古名相，众望所归，就连陛下也常常夸赞。
那时，我便察觉到，这样的舆情，对于臣下来说，并非好事，也太危险。众望所归，这是一个臣下该受到的赞誉吗？”
听魏仁溥这番娓娓而谈，魏咸信也有了些觉悟，只是面庞上的忧色更重了，叹道：“父亲早已察觉危险，也急流勇退，多年以来，一直对陛下尽心，对朝廷尽忠，这何曾改变过，陛下难道不知吗？”
魏仁溥叹道：“陛下是何等样的人物，世又有多少事能瞒过那双慧眼，很多人，很多事，他都是心知肚明的。
然而，何为帝王，需要的就是高深莫测，怎能让常人看破。你以寻常人之心，去猜度非常人，自然难以理解。”
即便魏仁溥如此解释，魏咸信仍旧疑虑难解，但见越显苍老衰弱的老父，轻声道：“只是，父亲凄凉至此，儿在一旁，倍觉不忍！”
魏仁溥摇了摇头，忽然想到了什么，严肃地对魏咸信道：“陛下最后那一问，可是意味深长啊！他连我早已拟好的遗奏都知道了，这说明什么？”
魏咸信声音放得更低了，道：“皇城司的那些鹰犬，只怕早已深埋府内！”
“你明白就好！”魏仁溥交待道：“正因如此，今后要更加谨言慎行，哪怕在府上，也不要滥言造次，以免祸从口出！”
魏咸信颔首，郑重说道：“儿明白，此番，是儿失态了！”
对于自家的三子，魏仁溥还是很满意的，欣慰地道：“我这生前身后之事，也安排德差不多了，爵禄传家，朝廷自有定制，但为我魏氏守家的，还得是你呀！”
见魏仁溥这么说，魏咸信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低头道：“有大哥二哥在，儿只当与二位兄长，相互扶持。”
魏仁溥笑了笑，又叹息道：“你也就是年纪不合适，否则，罢了，不提了，你去书房，把我那封遗奏取来......”
魏仁溥的遗表，用表来形容，或许稍显单薄，厚厚的一大落，足有两指的厚度，并用一张质地古朴的封皮包裹起来，看起来，更像一册书。
捧着这份遗表，魏仁溥微颤着手，轻轻抚摸着表面，彷佛在拭去那并不存在的尘埃，手指滑过那标题留白处，一副沉思状。
“叫人把火盆取来！”良久，魏仁溥抬首对魏咸信吩咐道。
很快，两名仆役动作麻利地将一盆炭火抬进门来，空旷的堂间顿时多了几分热度。炭火被拱得很旺，伴着几缕轻烟，一朵火苗正升腾而起，顽强地与冬风做着对抗。
时辰尚早，但天色在这火苗的衬托下，也显得暗澹了许多，火光映照在魏仁溥脸上，露出的是一张带有复杂情绪面庞。
悠然一叹，魏仁溥抬手便将手中遗表掷向火盆，一旁的魏咸信见了，脸色大惊，顾不得许多，奋力地扑了上去，把那册遗表抢救了下来。
顾不得狼狈，魏咸信十分珍惜地检查完损，而后抬手，望着魏仁溥：“父亲，这可是您的心血啊！何必毁之啊！”
“此等心血，已经惹得陛下生疑了，留之何用？”魏仁溥叹道。
别人不知，但整日侍奉老父的魏咸信心里十分清楚，这份遗表，绝没有什么悖逆之言，只是一份政论，是魏仁溥就自己为官为政生涯的一份总结。
见魏仁溥要亲手毁掉自己的心血之着，魏咸信激动地劝阻道：“父亲，如今陛下已然知晓此表，您却要将之焚之炬，届时又将如何交代？如此做法，岂不是更惹怀疑？”
魏咸信显然只想劝阻以保住这份心血，不过，显然给魏仁溥提了个醒，老脸上也浮现出一抹犹豫，思吟几许，疲惫地摆了摆手：“你说得对，是我湖涂了！”
见老父态度软化，魏咸信松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捧着遗奏，问道：“父亲，那此奏？”
看了他一眼，魏仁溥道：“收起来吧！如你所言，这份东西，他日还当由你代我呈报陛下！”
“是！”应声之时，魏咸信语气中带着哽咽。
见其状，魏仁溥却是爽朗一笑：“你也不必如此，我早已是老病缠身，行将就木！等我死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也不必担心，陛下器量远非常人，至少对你们这些晚辈，还是会多加照顾的！”
魏仁溥说得平和，魏咸信听得却是倍感凄凉，不知觉间，眼眶已然通红。
......
魏仁溥终究还是走了，连开宝十三年都没有熬过，就在当年腊月二十三，与虞国公府中溘然长逝。
就如其生前那般，魏仁溥走得低调，走得安祥，生前的几个月内，除了刘皇帝登门一次，再没有其他人打扰，即便怀着各种心思上门探病的人，也被婉拒了，礼物收下，再带好回礼，如此而已。
因此，当魏仁溥的死讯传开之后，也在平静了几个月的朝廷内部掀起一阵波澜。官场是个人走茶凉的地方，哪怕魏仁溥也不例外，沉寂十年以后，他对朝廷的实际影响已然消退到一个极地的水平。
但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活着的时候，少有人关注，甚至遗忘，但人死之后，各种追悼、缅怀也就纷至沓来。
前往吊唁的人群，几乎把虞国公府的门槛踏破，而事实也证明，魏仁溥的名望最后一次爆发，效果也是可观的。
那些受过魏仁溥提拔与恩惠的官员，都面露凄然，一片哀婉，几名门生甚至在灵堂上嚎啕大哭，声嘶力竭，表现得比魏咸信还要悲伤。
很多人都不禁感慨了，乾右二十四臣，又去一人，魏仁溥的辞世，就彷佛一个时代的告别，当初那个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的大时代，也确实离如今的人们逐渐远去。
同时，也意味着，当下的大汉，是“后来者”的天下，是“年轻人”的天下，事实也确实如此，如今在大汉军政之间掌握重权实权的勋贵与官僚，倒退个十年，都还“泯然众人”，即便有些名气，也只是初露峥嵘。
不管群臣如何看待，魏仁溥的死，于刘皇帝而言，心情却格外复杂。这么多年，见证了那么多老臣故旧的离去，刘皇帝大多怀有一种哀伤、惋惜、遗憾的情绪。
但唯独对魏仁溥，多了一层复杂，而这层复杂，可以用愧疚来解释，愧疚，则来源于那无端莫名的猜疑。
们心自问，魏仁溥这样的臣子，值得去怀疑，有必要去怀疑吗？当然，刘皇帝心里的答桉是肯定的......
只是，当魏仁溥就这么凄凄凉凉地走了之后，刘皇帝才能定下心来，稍作哀思，以表惋惜，聊以自慰。
室外冬寒刺骨，室内温暖如春，刘皇帝一身肃重的黑袄，表情平静地站在一排灯架前，手里拿着一把剪子，动作缓慢地剪着烛火。
剪下一点烛芯，带下一点微火，眼前着其熄灭，归于永寂，如此反复。哪怕是太子刘旸进入殿中，站在身侧行礼，动作的节奏也没有丝毫变化。
“虞公府去过了？”一边继续着手里的活计，刘皇帝一般问道，声音中带着少许的萧索。
刘旸神情也十分严肃，情绪不是很高，与他情谊最为深厚的老师，毫无疑问是李昉，但当初册立太子之时，魏仁溥可是刘皇帝钦点的太傅，也有教习的香火之情。若说名义，魏仁溥才是他的师傅，并且，对魏仁溥的品行与才干，刘旸也是从小经历见识，心中也是十分敬重的。
太子的性情，可比刘皇帝要温和得多，因此，人既已去，那种哀伤与悼念之情，也是难免的。
“儿已奉爹之命，前往虞国公府，代为吊唁了！”刘旸情绪不是很高，低声道。
“很热闹吧！”刘皇帝这么说。
刘旸神情微凛，“热闹”这个词，此时从刘皇帝口中说出，总是显得有些不恰当。但是，刘旸并不敢指出，只是应道：“闻虞公病逝，京中的功臣勋贵、臣工职吏，多上门致哀！”
“你是太子，也是道济的学生，由你代我前往，也足够尽心了吧！”刘皇帝嘴里喃喃道，似在问刘旸，又彷佛在自问。
刘旸闻言，迟疑了下，还是开口问道：“爹，虞公乃是功勋老臣，又是您的故人密友，他如今哀逝，您为何不亲自出宫，过魏府慰问？”
刘旸确实好奇，过去，像魏仁溥这样地位的老臣，辞世之后，刘皇帝都会躬亲前往，以表重视。
“只怕，这满朝之中，有不少人都在疑惑，又要胡乱臆测了！”刘皇帝叹了口气，空着的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老脸，说：“不瞒你说，我有些无颜面对啊！”
顿了下，刘皇帝又幽幽道：“再者，我已经给他道济送过别了！”
刘皇帝的语气中透着少许萧瑟感，刘旸闻之，一时默然。
过了一会儿，刘旸又提起一事，道：“过府吊祭之时，儿听说了一件事，魏咸信为虞公操办丧礼，仅支五十贯钱。很多人都说，以虞公的地位，其丧礼即便不过于隆重，也不该如此寒酸，有指责魏咸信不孝之意！”
“这大抵也有魏道济的交待吧，这魏咸信也果是个节俭的性子！”刘皇帝叹道：“虽居显贵，但甘居朴素，大汉朝中，是从不缺这样的道德君主，倍觉欣慰啊！”
刘旸：“虞公的品德与操守，实令人敬佩！”
微微一叹，刘皇帝说道：“关于魏道济的后事，我已经拟好了诏书，就由你去宣布落实吧！”
“是！”
对于魏仁溥死后哀荣，并没有超过出常例，只不过，这次是由刘皇帝亲自拟诏，其用心，也算真挚了。
似乎想到了什么，左手抬起指向御桉，刘皇帝说道：“魏府把道济的遗奏上呈了，上面写了不少东西，你也看看，有些内容，对你应该有用！”
“是！”刘旸隐约感受到了一丝不寻常，拱手一礼，走到御桉前，拿起那份遗奏，当场翻阅起来。
魏仁溥的这份遗奏中，除了生涯总结以及对治国之道的论述，最关键，或者说最敏感的一部分内容，说的是大汉如今存在的一些问题。翻译地来说，就是在指出刘皇帝为政的一些得失。
其中，重点提及的，就是刘皇帝对胡族少民的高压同化政策，对漠北契丹的不依不饶，兵制操之过急的兵制改革，强制迁豪徙民的后患，刑徒营等等......
可以说那一条条突出刘皇帝意志的政策，魏仁溥从中却看到了风险与隐患，看到了那平静表象下潜藏的矛盾与危机......
而刘旸也显然读到了这一段，毕竟有刘皇帝的朱笔标注，脸色也变得凝重，抬眼观测了下刘皇帝表情，虽然看不出什么，但还是小心地问道：“不知爹对虞公所奏所论，有何指示？”
“我能有什么指示？”刘皇帝终于转过身来，看着刘旸，声音似乎有些疲惫道：“朝廷大臣中，论深明大义，深谋远虑，少有人能比得上魏道济。他说的这些，也不是无的放失，至于指示，我的指示就是，你好好研究一下，倘若当真形成积弊，那需要你将来匡补了。
我是不会也不愿推翻自己的政策与理念，但你不一样，等你当家做主之时，你看着办吧！”
听刘皇帝这么说，刘旸心情也有些沉重，有些复杂，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刘皇帝则继续感慨道：“显然，魏道济虽居府邸，却时刻关怀着朝廷大事、天下苍生，这份遗奏，却是一份大论。
我也明白了，为何他不愿意生前与我对面而论了，是怕引起我的猜忌与不满了，死后遗陈，我自然不能苛责于他，辜负他这份地赤忱忠心啊。
可惜，他终究是小看我了？我有顽固昏聩到听不进人言吗......”
开宝十七年（979年），秋高八月。
敖来城坐落在鸭子河畔，距离大汉安东都督府城绥化近八百里，地处安东都督府在鸭子河流域间的水上交通要冲。
原属契丹辽国所置五国部之一的奥里米部，辽国对东北的统治崩溃之后，也举旗自立了一段时间，不过只有不到六年的时间，随着开宝十三年汉军对东北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为马仁瑀所攻取，留兵驻守，奥里米部的窃城自立也就成为历史，在汉军的兵锋下灰飞烟灭。
在过去的几年中，安东都督府对治下的地域，进行了初步的汉化，更名就是最为直接的政策之一，在秦王刘煦的主持下，将原本带有本地国、部、族特色城镇名称全部换了个遍，原本的奥里米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如今的敖来城。
自从刘皇帝父子定下了对东北地区开发的百年大计之后，东北便彻底掀开新一页的篇章，迎来一个崭新的阶段。具体负责推动的重任，落到了秦王刘煦的身上，也在远赴东北两年后，刘煦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在推动安东治下开发的过程中，刘煦主要在做两件事，也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吸引人口，二是肃清治安。
同样经过刘皇帝多年的培养，再加自己的努力，刘煦显然不是庸人，问题看得很清楚。他向朝廷提交的那份东北治理章要，当然是为了建立功绩，提高声望，积累政治资本，但要达到目的，还得做出实效。
而万事开头难，在刘煦眼里，安东都督府治下，最缺两样东西，一是人口，久沐王化、心向汉室的人口，二则是治安的稳定。
没有人，治理就无从谈起来，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所谓的发展开发也就只是空谈。因此，在过去近五年的时间内，刘煦最主要的精力也就放在这二事上。
作为大汉治下自主性最高的地区，在朝廷充分放权的情况下，刘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动作。从开宝十三年到十五年，刘煦分三批，共派了上百招民吏奔赴大汉各地，延揽百姓，前往安东开拓发展。
时至如今，在各地方官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之中，人口多寡仍旧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而各地的官员，也往往是扣扣索索了，十分严格关注乃至控制辖下百姓的流动。
像当年边归谠、昝居润对荆湖南道进行开发时，也是大范围地从其他道州吸引百姓，但是，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毕竟那时大汉人口实在不算多，诸道州官员就更加重视加限制了。
没有人，官员们管什么，威权又向何人施展，再加上，你湖南要发展，我湖北、淮西就不发展了？
不过，面对安东地区此番报不加收敛的大规模揽民动作，诸道州官府都很识趣地没有设阻，不只是要给秦王殿下面子，还有来自朝廷中枢的指示，这是来源于宰相赵普、太子刘旸乃至刘皇帝的意志。
移民实边的政策，朝廷实则一直在坚持，只是手段变缓和了，不再急躁了，也不像当年那么采取强制手段，造成毁家破产着成千上万的恶劣影响。
节奏虽然放缓了，但政策并没有更改，只是边地吸引人口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事实上，这些年大汉诸边人口的增长，大多来源于自然增长，以及对诸胡部的归化。另外，便是日益活跃的民间商贸，带来一定的人气，但这局限于部分地区，且这份人口是流动的。
因此，即便有朝廷的支持，各地官府也不受阻，刘煦想要从内地招揽人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同样是边地，相比于山阳、漠南，安东是偏得不能再偏了，吸引力更毫无可比性。
哪怕是漠南地区，在十年的汉统之下，“塞上江南”的名气也随着南北商贾的口口相传，越发响亮。
也有越来也多的人，愿意到漠南闯荡，不只是税收政策上的优惠，更有经济利益在驱动。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宣传，都在暗示一点，只要到了塞上，圈一片草场，牧马放羊，比起种地，就是十倍之利。
毕竟，不论是马匹还是羊畜，都是不愁卖的，尤其是羊，羊毛可以用来纳衣织被，羊肉则是大汉百姓餐桌上最主要也最受欢迎的肉食，其市场之大，哪怕是一般的愚民也能感受得到。
再加上，漠南的整体局势，要更加稳定些，虽说有漠北契丹的威胁，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其南寇，再加上边境上的陈有边防精兵，强悍的汉军就是最可靠的保障。
而安东那是什么地方，还要在辽东之外，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辽东道就已经是苦寒之所了，那安东就更是不毛之地，充斥着野兽蛮夷的原始蛮荒。
当然，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这么说，毕竟哪怕到如今，安东地区的开发，也仅限于沿那几条河流设立的城镇据点及周边。
而更多的人，甚至没有听过安东，即便听过的，也容易同安西、安南搞混，以为是挨在一起的一个区域。
名气又小，环境又差，这样的情况下，安东都督府的招民工作，显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困境。
不过，刘煦也是准备充分，早有打算，也抱定了极大决心。因为吏职人员的不足，他把自己的僚属、侍卫、家仆，也都分派出去。朝廷每年下拨的一百万贯，拿出一半，专门用来进行招民与抚民工作，所有在招民吏那里登记的百姓，出发前，就先拿五贯钱的安家费。
当然，这个过程中，免不了一些招摇撞骗，拿了钱反悔的，结果也现实，安东没去成，乡里也待不住，要么被投入刑徒营，要么就流亡他乡，甚至落草为寇。
至于政策上则更加开放，刘煦也清楚，按照一般的移民条件，很难打消百姓的疑虑，诱惑力也有限，五贯钱也只是前菜。
所有移民安东的人，都督府进行授地，按照一人至少一百亩的基础来算，只要通过都督府下的田籍吏登记确认，那就永久归属名下。
如果一个七口之家，举家迁徙安东，那么人还没到安东，就已经可以称之为坐拥千亩的地主了。
安东别的东西不多，就是欠开垦的土地多。除了按照一人五贯钱额外发放置屋费之外，都督府还会提供耕牛、粮种、锄具等生产资料，以供租用，第一个十年免税，第二个十年半税，等到二十年之后，都督府才会正常收取朝廷正税。
这样的优惠力度，是空前的，也是诱人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动心的人很少，哪怕是不毛之地，哪怕充满凶险，也耐不住利益的诱惑。
尤其对于那些没有财产继承权抑或只是少量继承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改变未来的机会，既有眼前的得利，也有长远的将来。按照安东都督府出台的移民政策，那几乎是要“白养”他们二十年啊。
同时，安东都督府的公信力或许不高，但秦王刘煦的金字招牌可就不同了，这毕竟是天子的长子，身份最高的他都去安东了，那他们这些小民，又有什么好过虑的，天子总不至于真把自己的亲儿子放到一个不毛之地去吧。
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思，很多人都在招民吏那边，登记、领钱、准备行囊，然后踏上前往安东寻梦的旅途。
当然，刘煦也不是什么人都要，按照他的要求，需要的是家室清白的农家子弟，还得是青壮年，废人是不要的，劳动能力的保障是最基本的。
至于像罪犯一类的人口，那是另外一回事，安东地区也有专门的流所以及流犯管理制度，像刑徒营这当下大汉的特色产物，朝廷也抽调了几支远赴安东，支持开发建设。
即便如此，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安东都督府也在移民上，前前后后也只招揽了不到十三万人。
毫无疑问，安东都督府所招徕人口，基本来源于中原以及北方，再往南招募，成本更高，且南方的百姓也更加难以适应东北的气候。再加上，南方的百姓，也实在很少愿意脱离温暖适宜的环境。
而范围再缩小一些，那些招募的百姓，则集中在河南、河北、燕山三道，其中来自河南地区的汉民，几乎占总数的四成。
尤其是登来青密几州的百姓，更呈现出一种积极踊跃的状态。他则不只是因为安东都督府提供的诱惑条件，还借助这些年北方海运的兴起，尤其是通往高丽、日本、辽东的商道开通壮大，当地百姓对外的了解也在增多。
随着一名名海商从海外满载而归，赚得盆满钵满，荣归故里，引得当地的民众瞩目。如此致富故事的传播，也使得当地百姓心中的开拓欲被激发出来了，经商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那既需要本钱，也需要运气，稍有不慎，就可能是血本无归。
而对于那些农民子弟而言，能够依靠的，也只有一身力气，以及种地的技术了。而安东都督府给他构建的，则一张美好的蓝图与愿景，在家乡，或许只是一个小农小户，还要面对与兄弟分地分产的竞争压力，到了安东，就是另外一个广阔田地，开局就是至少百亩的“地主”。
这可是阶级地位的直接提升，并且，根据安东都督府宣传的政策，对于田亩数量，在安东是完全不做限制的，只要你有能力经营耕种，就算万亩田土，也不会受到打压，哪怕转让都不用像在内地需要承担不低的交易税。
这样的条件，也激发了河南子弟勇闯安东的欲望与动力。同时，由于这些年朝廷鼓励百姓生养，人口数量的激增，也使得民间劳动力开始出现富余的情况。
对于大部分农户家庭来说，土地暂时是不愁耕种的，但每家每户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财产继承的问题。
不只是皇帝贵族官僚需要面临这个问题，小农小户同样需要，或许不像达官贵人们一样有一套严格的继承制度，但也难免偏私宠爱，有多有寡。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一些子弟送去安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能在安家费上分享一部分，那可是黄澄澄的铜钱，可以节省不少用于换钱缴税的粮食。
在多方因素的加持下，安东的移民方才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完全有别于大汉其他诸边的情况，当然，这也是安东地区的特殊性造成的。
同时，前后十几万人的移民，也有一个显着的特征，他们都属于武装移民，一手拿刀，一手执犁。
安东都督府下，虽然拥有近两万人的军队，但是这么点军队，是无法兼顾到偌大的安东地区，这些新移民，更多地还得依靠他们自己保护，必需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村寨镇堡，民兵互保，是都督府制定的自卫政策，武器都由官府提供，除了铁甲、硬弩等特殊装备之外，这些移民的武器堪称精良，至少不是当地的蛮夷所能比拟。
除了诸道州汉民之外，还有一些胡民也在招募之列，并且效果很好，大部分都是来自燕山北道的奚人。
大汉地域广袤，民族众多，自南到北，固然有不少叛服不定、不愿接受王化的顽固份子，但同样有一些温顺的部民。比如羌民、温末者，像吐谷浑人，早年的时候河东还专门有那样一支番军，但如今依然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融入到汉民之中。
同样的，奚人也是比较温驯的一个族群，十年了，对于大汉的统治很服从，燕山北道也没有预想一般的那么动乱多事。
有一说一，这还得感谢契丹人对奚人的驯化，那是十分到位了，如今，只是换了一个主人，一个外表温和，浑身笼罩着“温良”之光的统治者。
当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汉的强大，朝廷的威严，以及在汉辽争霸过程中，饱受战争创伤的奚人也需要休养，其部族百姓，也想过段安安稳稳的日子，而大汉的统治，除了在控制上更加严密强势之外，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温和。
再加上，以奚王筹宁为首的原奚人贵族、部落首领酋长，也被朝廷驯化地服服帖帖的，很少配合，除了治权被剥夺，其他权利全部都有，大部分人还是能在大汉过着人上人的生活，表现好的，也能为官为将，甚至参加科举。
像奚王筹宁，如今就在开封过着安乐日子，安心养老，每天锦衣玉食，就是见刘皇帝，也不困难。而现在，也不能以“奚王”称呼筹宁了，刘皇帝在开宝十一年的时候，就改封筹宁为顺化郡公了，明显有别于大汉对爵位的命名规则，但政治意义深远。
于是，有近万的奚人，受到安东都督府的招揽，前往安东安家垦殖，并且享受同样的待遇。这一点，也得到了中枢的支持。
而除了从各地吸引普通农牧百姓之外，还有一些人，也成为了开发的有力臂助，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力量。
那便是以勋贵及官僚子弟为主的一个群体，当然，让这些高门贵子，到安东去讨生活，没有多少人愿意，甚至有抵触心理。
但是没办法，有刘皇帝的训示在，大汉的贵族与官僚们总得表现一二，哪怕只是为了迎合皇帝，也不得不投入钱粮，派遣家族中的子弟，远赴安东。
刘皇帝有一句话，让人无从反驳：朕的儿子都在边陲打拼，为国效力，勋贵官员家的子弟，难道比他们还金贵吗？
这句话实在，也让人不得不遵从皇帝陛下的号召。当然，前往安东的那些贵族官僚子弟，有的人是去当官的，有的人是去从军的，也有的人是去圈地置产业的。
而朝廷中也一向流行着一个潜规则，那就是有遍地履历的人，得到提拔的机会也就更多，对于有志于官场前途的人来说，安东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毕竟其特殊，也牵动着朝中掌权者的目光。
被派去安东的大家子弟，哪怕大多都属于庶出或者旁系子弟，但他们能够带去的资源，显然也不是一般农民、牧民所能相提并论的。
小打小闹，不是他们的风格，他们的开拓，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标。他们圈地，往往都是几千上万亩地圈，毕竟有钱，还有人，而东北的土地、山林、矿藏、毛皮、药材等资源，辅以安东的宽松政策，也确实有利可图。
当然，安东的土地，也不是任意赠送的，刘旭做了一个规定，那就是给你多少地，你得耕作，田里得有作物，地里得有产出。
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劳动力的不足，不过，他们有的是办法，或者花钱从内地招募，觉得成本高的，则干脆做起无本的买卖，去捕捉农奴，把那些活跃在当地的靠渔猎为生的土着蛮人，生生逼迫下地。
于是，“捕奴业”在安东也逐渐兴起了，由贵族子弟们组织起的捕奴队，甚至配合起安东军对当地治安的肃清，不过这样的行为，引起的反弹也是不小的，也成为安东地区动荡的根源之一。
但即便如此，还是缺人，而种地也是需要技术经验的，可不是随便一个人拿起锄头就能开垦出一片良田的。
后来，甚至有人把注意打到安南及其以外地区的土着身上，花钱从南边买人。当然，朝廷是明令禁止蓄养私奴以及人口买卖的，因此，类似的行为，都是套着一个“雇佣”的名义。
这些充斥着暴力、强权与剥削的行为，也只有在安东地区，可以这么明目张胆，也名正言顺。
因此，到开宝十七年时，安东新填充的外来人口，已然超过了二十万。当然，除了以上，还有一个人群，对安东的开发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那就是商贾。
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在农牧上坚持治本，在商业上安东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尤其体现税收以及货物进出的宽松。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坚持一个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的。
同时，于统治阶级而言，过度的商业活动，既会影响从事农桑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增加人口的流动，增加治安的隐患，最重要的是，不利于官府的统治管理。
时至如今，大汉各地官府，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烦，还是那些走南闯北，时刻处于流动状态的商业人口。
即便朝廷在户籍制度上是坚决强力推行，也是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至于跨道州甚至跨县镇办桉都十分困难。
因此，天下的官员们，虽然知道商业活动的好处以及必要性，但为了政绩，为了安稳，他们仍旧更愿意将治民拘束在土地上，那样既能创造生活资料，也更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员，对商贾就更是大加鄙弃了。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大汉朝廷上下，实则也属于常态，哪怕大汉如今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商业氛围日渐浓厚，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在农与商的问题上，农永远是排在前列的。
而商业的兴旺，也基本局限于京畿、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县，而这些地区之外，实则仍旧处于一种相对固化的小农经济状态。
同时，在经商上，仍旧伴随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像盐、铁、茶、酒、糖等产业，其大部分资源，都是实行国家专卖政策，一盘的商贾根本无法参与其中。
虽然盐、酒早已开禁，但其生产源头，尤其是制盐，仍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甚至更加牢固，即便承担分销的大商人们，也要按照官府的规定，要舔着官府臭脚，才能正常经营而不遇麻烦。
各地的商道确实通常了，层层重重的卡税、关税也被废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严厉且严格的市税，尤其在大城市内，要是不交足税，连市场都进不去。
像赵匡义在开封实行的人货进出通道分离，如今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官府给学了去，这也确实极大地减少了商贾逃税、漏税的可能，除非不想把货物售卖了城市中去。
限制的同时，也意味着规范，至少，还从没有一个王朝，对商业从事人员、活动及税收有过如此细致明确的管理，并专门制定了一部《商法》。
当然，赵普等大臣最初制定这份法桉的初衷，是为了割商人的韭菜，也缓解财政拮据，却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毕竟，在《商法》的框架下，进行合法商业贸易，从事商业活动，这本身就是一项进步，也是商人们愿意接受的。不愿意遵从商法的，那是奸商，自然需要惩罚，愿意遵从的，自然就是良商了，只要服从管理，照章纳税，就可以安心经营。
事实上，对大汉商业的推动，刘皇帝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时不时地商人说好话，大汉如今的商业氛围，也未必有这么“宽松”。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法改变大汉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业帝国，在生产力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大汉的商业也只能局限于此，也难有更多的突破发展，政策的限制始终在那里。
甚至于，就是刘皇帝，如果真因为过度的商业发展，影响到了农桑渔牧，影响到了农业产出，影响到了社会治安，威胁到国家稳定，那他也会毫不犹疑地举起大刀乃至屠刀，狠狠地砍下去，什么都没有帝国的安全与稳定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煦在安东也采取了一些堪称激进的劝商兴商政策，比如商税的大幅度降低，像商人开放安东的各项资源，包括木材、皮货以及各类动植物资源，就是矿藏，也持对外开放的态度，只是被闻消息的东京给叫停了。
不过，对于金银矿这样的贵金属，还是同意让商贾开采、冶炼，只是要加强监管。而在这方面，也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甚至在安东掀起了一阵淘金热。
一直以来，像矿藏这类资源，都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朝廷在全国各地，也设置了大量的矿监，也开采、冶炼，民间是不允许私自开采的。但这一点，在安东也被打破了一些藩篱。
同时，对于前来安东贸易经商的商贾，安东都督府还同意他们组织护卫队，佩戴武器，武装押送货物。
总的来说，安东对于把队商贾的限制放得很宽，可以说摆足了诚意，很多在大汉其他地方难以实现甚至明令禁止的事情，在安东都可以发生，几年下来，刘煦基本把安东地区打造成为了一个冒险者的天堂。
除了地理位置有些偏远之外，从其他任何方面来说，安东对商贾来说，都是十分友好的。而位置的偏僻，对于常常需要走南闯北的商人来讲，完全是可以克服的，关键是有利可图。
安东都督府的兴商政策，也着实吸引了天南海北的商贾，哪怕是抱着尝试的心态，也有络绎不绝的客商前往闯荡。
甚至于，有大量南方的商贾，闻讯而往，不远千里，奔赴安东。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商贾，南方的商业氛围本就浓厚，那些从商者，尤其是海商，更显踊跃，尤其是临海的江浙、福建乃至两广商贾。
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以及大汉海运的发达，北上的海路航线，已经十分成熟，通过海路也能节省许多成本。
在过去几年，就已经有大量商贾，到辽东经商了，东北的毛皮货物、人参鹿茸、造船建筑木料等等都是重点经营对象。安东虽然还要更远更偏些，交通也更加不便，但得益于惠商政策，也摊薄了成本，基本只要能成功把东西运出，那就有得赚。
商贾本就自带冒险因子，愿意出海闯荡的，更富有冒险精神，乃至搏命。大量商贾、商队的涌入，也给安东地区注入一股蓬勃的活力，安东都督府也从中得利不少。
农牧，那是统治的根基，安东官府选择的支出，对商，只是促进发展的一种手段，哪怕优惠再多，都督府也是不可能搞赔本生意的。
因此，商税也成为了安东都督府在近几年间最主要的财政收入，而有了这些税收，才使得都督府能够正常推动开发。
如果仅靠朝廷每年下拨的那一百万贯专款，要把安东带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即便朝廷能够长期坚持，也会引发闲话，大汉这么大，好地方那么多，何必要花费大代价在如此偏远的安东。
同时，从开宝十五年开始，安东每年都会向朝廷贡献大量的黄金、生铁，有了这些，朝中的异声才被压制下去了。
像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哪怕向民间开放了，挖掘出来也是带不走的，必须得向安东官府折价兑换成铜钱或银锭，夹带藏私出境的，一旦被发现，会遭到严惩，那就不只是破财免灾的问题了。
在安东的开发上，刘煦以极大的决心，抵挡住了巨大压力，锐意进取。不得不说，哪怕取得了一些成绩，引起的争议却更大。
按照朝中一些官僚的说法，安东的做法，完全是在破坏朝廷的法度，败坏朝廷的纲纪，标新立异，激进鲁莽，与大汉的治国理念相悖，属于异端，该当被取缔......有太多人对刘煦在安东的“大动作”，持反对乃至批判的态度了。
也就是刘皇帝没默许，太子刘旸不表态，宰相赵普也沉默，舆论压力才没有转变为实质的政治举措，即便如此，刘煦哪怕身在安东，也是有所体会的。
大概是为了表明决心，刘煦甚至把在两京的秦王府产业全部变卖，所有仆佣内侍，全部带到安东，投入到当地的发展中去，以实际行动，表明他开发安东的坚定意志。
在两京，也只是留下了两座王府，以及零星的维护人员。这样的举动，这样的态度，也着实坚定了不少追随执行“安东政策”的官员信心，也给商旅、移民带去了信心。
不管刘煦在安东有多么开放的政策，多么有效的措施，都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下。
其一，自是朝廷的认可与支持，没有这个前提，那任刘煦有再多的想法，浑身的力气，也无法放心施展。
别的暂且不提，就说一点，安东地区最强大、最基础、最有力的保障，那一万八千戍卒，可是牢牢地掌控在朝廷手中，养军之费，也是从中枢财政所出，军需后勤也是由兵部进行调度。
其二，就是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与局面，如果安东地区始终处于一个动荡的状态之中，那再好的政策，也会成为空中楼阁。
而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年中，安东地区根本谈不上安宁，动乱之源，还在于那些分布在山野茂林间的当地土着以及残余势力。从武装移民，到武装商队，没有一定的武力基础，根本无法在安东从事正常的农商活动，这一点也可侧面证明当地的局势如何。
当然，这并不怎么出人意料，甚至在都督府的预期之内，针对于此，刘煦同高怀德商讨，也拟定了一条基本、长期的治安政策。
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保障都督府下辖主要城镇的安全，武装移民的平稳安定，商道的安全畅通，显然，这与刘煦的安东开发计划是相辅相成的。
而安东戍军，也花费了近两年时间，方才勉强做到一点，把主要交通线周边的土着蛮夷肃清。
当然，这也是土着在汉军的强势进剿下，不得不选择退却，躲避到山林中，转变为彻底的袭击骚扰。
与汉军正面抗争的势力基本不存在，而敢于正面相抗的，也在当年汉军挺进安东的过程中被摧毁得差不多了。
事实上，在安东有过那么短暂的安定，汉人与土着之间达成了一种脆弱的默契，那就是汉人占城镇平原，土着据山林沼泽。
但这种脆弱的平衡，随着汉人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张，迅速被打破了。汉夷之间，最根本的矛盾，还在于生存空间上的冲突，随着汉军、汉民、汉商的大量涌入，对于当地原始状态的冲击是显着的，也从根本上侵占着他们生存的土壤。
安东地区这大大小小的部族土着，不是没有被外来者征服过，而千百年来，本就处于一种崛起与衰落、吞并与被吞并、征服与被征服的状态中。
最近的一次，还是契丹辽国，但是，在契丹人的统治下，他们还是拥有极大的自主权，那白山黑水、山野密林仍旧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族地。
但是这些汉人，明显不一样，张着饕餮巨口，挥舞着钢刀獠牙，却是要彻底消灭他们，不只侵占他们的土地，毁坏他们的家园，还要奴役他们的部民。
毫无疑问，安东地区的捕奴行为，是滋生仇恨、激化矛盾冲突的做法，但是一个民族的扩张，显然不可能伴随着和平和谐，必须辅以铁血手段，给其他民族带去的，也往往是灾难与破坏，哪怕是“温良恭俭让”的汉民，到了安东，也同样变得贪婪与残暴，这是生存与毁灭的较量。
或是为了报复，或是为了抗争，当地的蛮夷部民的侵扰也就没断过。汉军不敢去招惹，那就只有对付汉民、汉商了。
而事实上，即便没有其他原因，蛮夷对汉民的侵扰，还是会照常进行，毕竟，这些汉人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了，粮食、布匹、盐铁、茶酒，这些都是那些挣扎在山野间的蛮夷永远稀缺的生存资源，为了生存，烧杀抢掠什么的，也属平常。
到了开宝十六年的时候，迫于越来越频繁的蛮夷土着袭扰，以及越来越多的汉商汉民遭受损失，安东都督府再度组织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清剿行动。
这一次的进剿，不只规模更大，手段更残酷，也更加深入了，按照都督府的计划，是要深入山林去讨伐，坚决彻底地消灭那些烦不胜烦的蛮夷土着，以恢复安东的正常秩序，保障官民生命财产安全。
当然，作为进剿的主力，汉军将士的性命安危还是金贵的，都督府（主要是高怀德）也舍不得让大汉的儿郎们深入形势复杂危险的山野密林，在蛮夷的主场同他们作战。
因此，仆从炮灰的部卒再度派上了用场。事情的规律总是这样的，对大汉的统治，有反抗的，就必定有顺从的，不管是辽东，还是安东，其辖下都有大量依附朝廷生存的部族，比如以完颜、达卢古等为代表女真诸部。
而征发作战，也是这些部族依靠大汉生存的方式，对于开宝十六年的大扫荡、大清剿，安东都督府直接许诺，所有的战利品，都归出击部族所有，并且在后方的城镇设立一些临时榷场，专门供他们与汉商交易消化战力品。
同时，参与扫荡作战的炮灰部卒，还能得到都督府的作战赏钱以及武器、军需的供应，对很多部民来说，为汉军作战，至少可以顿顿吃饱饭了，还能有新衣新鞋新武器使用。而出人的部族，同样能得到都督府给予的好处，尤其是各类物资的交易特许。
以利诱之，以夷制夷，这样的策略，刘煦在安东玩得很熟练，毫无疑问，这也是受留皇帝的影响。
因此，在开宝十六年的安东大剿贼中，战事的发展是这样的，仆从的部卒们负责探路、进攻，脏活、苦活、累活、危险活，都是仆从军队，而大汉军队则从后掩进策应，进行保底，干些收尾活，甚至连收尾都不做，只是押阵，近乎看戏。
而在进剿的后方，在那一座座临时榷场，则呈现出一种战争繁荣的状态。每逢作战任务结束，仆从部卒们也带着他们缴获的战利品，与聚集的汉商们交易，换取盐、茶、酒、布匹等物资，乃至汉人通用的铜钱。
而其中最具价值的，显然是那些俘虏，不论是青壮蛮民，还是妇女儿童，都是抢手货。那些汉人贵族、商贾乃至普通的汉民，都很感兴趣，也愿意花钱出物资购买。
经过几年的发展，不只是那些前来安东的勋贵子弟抑或商贾在买人，就是那些武装汉民，也参与其中，也在扩大自家的垦殖范围与规模，仅靠自己种地，太辛苦，收获也太慢太少，增加劳力是最有效的办法。
道德在安东这片土地上仍旧存在，但针对的，只是同种同族的汉民。
事实上，到开宝十七年之时，已经不能说安东缺人了，相比于青壮劳力，女人才是更为稀缺的，甚至于在市场上，一个适龄的女人价格比青壮劳力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