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也露出笑容，躬身一礼道：“太子殿下如此激励，臣自当用心上进，异日若不能名登金榜，岂不愧对皇上、太子和贵妃恩遇？”
“好！”朱翊钧大喜，站起身来道：“等你将来中了进士，我一定请父皇重用你。”
隆庆在那边看见儿子兴奋的模样，也露出开心的笑容，觉得自己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费，又觉得自己与高先生君臣际遇一场，将来若是儿子与高务实也能这般，那真是千年难得的一段君臣佳话。
想到此处，心中也未尝没有些激动，当即大声道：“好，太子这话高爱卿你可得记下了，朕也不会当做戏言，只要异日你名登金榜，朕自有重用！”
高务实这种惯会打蛇随棍上的人，自然不会错过这种机会，立刻跪下谢恩：“臣谢陛下恩典，谢殿下赏识。”
这时孟冲急急忙忙跑了进来，远远地叫道：“万岁爷爷，内阁的消息来了！”
隆庆一怔，下意识问道：“什么消息？”
孟冲急急忙忙行了一礼，答道：“就是关于陛下刚刚新设太子伴读，且以中旨任命高务实为太子伴读、假侍读学士的旨意，内阁方才已经紧急商讨，几位阁老各执己见……”
“最后谁同意，谁反对？”隆庆立刻催问道：“别说那些废话，快说结果！”
孟冲估计是一路小跑回来的，抹了一把汗，甩着袖子道：“李阁老、张阁老还有陈阁老表示同意，而高阁老和赵阁老反对。”
“呼……”隆庆长出一口浊气，道：“高先生反对只是不得不如此，其他三位阁老同意就好。”
高务实敏锐的发现，隆庆这句话里直接忽略掉了赵贞吉。
这是为什么？他早料到赵贞吉会反对？
可他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因为他觉得只要对高拱有利的事情，赵贞吉就一定都会反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表明，隆庆此刻心中对赵贞吉的观感就已经算不上多好了？
高务实的想法大体上问题不大，但隆庆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其实还有更加直接的原因。
在隆庆看来，这件事摆明了对高拱有利，而张居正在他心目中历来是高拱的盟友，所以张居正肯定会同意；陈以勤是个中立派，但人品正直，而且他的儿子陈于陛刚才就是参加评选各家子弟文章的讲官之一，陈以勤对自己儿子的水平不可能不了解，如此也就证明高务实的学识应该的确是这些孩子们里头最好的，那么他做这个太子伴读理所应当，陈以勤自然会同意；李春芳的态度其实是隆庆最为关心的，因为他既是首辅，又是状元出身，在这种事情上很有发言权，如果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件事就比较难办了，但隆庆觉得以李春芳的性格而言，他出言反对的可能性确实不大。
最后的内阁的结果也的确没有出乎隆庆的预计，三票对两票，尤其是三票里还有一票来自于首辅。
于是这道中旨就被通过了，内阁不予封驳。
隆庆的确是松了口气，要知道，内阁要是真把这道旨意给封还回来，他还真不敢强行来硬的。
他当然有能力来硬的，可那就必须把内阁里持反对意见的阁臣罢免，影响就未免太大了——为了任命一个不入流的小官，居然把阁臣给罢免了，消息只要传出去，外廷立刻就得炸锅！
怎么着，这高务实莫非不是高拱的侄儿，而是你皇帝陛下的私生子不成？在你皇帝陛下的心目中，地位居然比阁臣还要重要？这天下社稷你怕是根本没放在心上吧？
所以，听孟冲把话说清楚的隆庆真是觉得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至于赵贞吉……其实隆庆当初用赵贞吉，乃是出于分化徐阶余党势力的目的，眼下徐阶余党的确已经被分化吸收，甚至徐阶本人都被海瑞敲打得满头包，竟然要靠着张居正给高拱带话服软来度过难关，所以赵贞吉眼下的作用已经不大。
但是话说回来，赵贞吉入阁也还不到半年，而且是自己一手把他弄进内阁的，如果现在刚跟高拱有些不对付，自己就将他赶走，未免有些不妥，所以这事情隆庆打算再看看。
至于赵贞吉跟高拱的矛盾，其实隆庆知道得比高务实还多一些。
去年下半年俺答汗入寇山西，大同总兵赵岢救援不利，但当时的宣大总督陈其学因为赵岢的举动其实是奉他的命令而行，所以反而报捷，把俺答自行退却说成被赶走，结果被御史燕如宦所弹劾。
赵贞吉的脾气并不是如某著名历史正剧所刻画的那样油滑奸诈，其实他个性一直都很刚直，甚至有些蛮横，听了这个消息就欲重罚陈其学、赵岢等人。
但兵部尚书霍冀认为不应该重罚，他认为陈其学和赵岢在这件事上问题不大，因为陈、赵等人之所以救援不及时，的确是因为担心皇陵被侵，于是仅议贬秩。
赵贞吉因此大怒，上疏说：“边帅失律，祖宗法具在。今当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论何？臣老矣，效忠无术，乞赐罢。”
他刚上任就乞归，皇帝当然不许，反而加太子太保。
近来赵贞吉又以先朝禁军列三大营，营各有帅，今以一人总三营，权重难制。因而极言其弊，请分五营，各统以大将，稍复祖宗之旧。皇帝觉得也好像有些道理，就命兵部会廷臣议。
不料兵部尚书霍冀因为上次这件事就与赵贞吉的观点不和，颇有些不以为然，说强兵首先在于择将，而不在变法，并举例戚继光、马芳等人。于是霍冀等乃上疏说，三大营宜如故。惟以一人为总督，权太重，宜三营各设一大将，而罢总督，以文臣为总理。皇帝觉得也有道理，于是暂时按照这个办了。
这么一来，事情就很明白了：霍冀、陈其学二人的政治立场是偏向高拱的，赵岢更是高拱“门下走狗小的赵某”，你赵贞吉一上台就算要拿高拱的人开刀，可我霍某人得罪你哪里了，你第一刀就砍到我兵部头上？我就那么好欺负？
结果就是高拱还没啥明确反应，霍冀反而先跟赵贞吉杠上了。
按理说霍冀既然是倾向于高拱的一位尚书级大员，那么在这件事上，高拱似乎应该帮他一把，但个中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霍冀隆庆元年时本任陕西三边总督。二月，张居正入阁参预机务。其时，徐阶大权在握，高拱因与徐阶不和，遂于元年五月离开内阁。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直捣山西中部，京师处于战争恐怖中。十月，俺答掳掠中饱后引兵北退。隆庆帝下诏让群臣讨论战守事宜，兵部尚书郭乾被罢职，十月丁亥，由霍冀接任。甲午，巡抚宁夏的王崇古改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
到了隆庆三年，霍冀进九边图书。这一年灾异频繁，霍冀和杨博一同乞休，隆庆不允。
这里问题就来了。当时杨博是户部尚书，灾异频繁请辞还有点道理，可霍冀一个兵部尚书也跟着凑什么热闹？
原因在于，霍冀和杨博乃是同乡，而同进同退到这个程度，说明关系很不一般。在霍冀之前，杨博是兵部尚书，而在霍冀当兵部尚书的时候，杨博当户部尚书，却同时还在兼管兵部的事，可见霍冀当兵部尚书，肯定有杨博的帮助，他肯定希望是一个自己的人来继续管兵部，这样才不会有矛盾。
所以归根结底，霍冀是杨博的人，而不是高拱的人。至于他的政治态度为什么倾向于高拱，有一个不完全的理由是：高拱与山西籍的大员们关系历来不错——记得此前徐阶和高拱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么？就是那次杨博主持的京察，当时高拱就是站在杨博一边的。
当然这其中的具体情况还比较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明白。总之，杨博、王崇古、张四维等这些山西籍的大员，在朝中的政治态度多倾向于高拱，霍冀作为山西籍的大员之一，在其内部大概紧随杨博之后，也对高拱有所倾向就不奇怪了。
但不管怎么说，霍冀的“带头大哥”是杨博，而不是高拱。
既然如此，高拱就不好随便强出头，至少得等杨博表态，他才好有所举动，要不然你让杨博怎么想？山西籍的其他大员怎么想？
怎么着，你高肃卿是打算直接把我们山西帮整体收编了还是咋的？
因为这个原因，高拱现在肯定是不方便插手的，即便要插手，也得等霍冀顶不住赵贞吉压力而杨博也束手无策之时，那时候出手才显得出其中的分量。
但在原本的历史中，这件事后来出了岔子，其中原因比较复杂，简单的说就是霍冀直接愤而辞职了，高拱什么也没来得及做。但是一年之后高拱成为首辅且稳固了地位，便指示亲信门生、吏科都给事中韩楫上疏，请重新启用霍冀。不光是韩楫一人，从韩楫开始，一大帮高拱的门生故吏纷纷上疏请求重新启用霍冀，只是那时候霍冀染病，身体不好，因此推辞不就，再过了四年便病逝了。
事情前因后果大概就是如此，现在该言归正传了。
隆庆帝这个人，别看平时不声不响，但他其实是很了解这些内幕的，他知道所谓赵贞吉仅仅是因为脾气倔、架子大才跟高拱不和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赵贞吉乃是徐阶余党，他跟高拱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施政理念不同：徐阶的施政理念早已说过，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维持现状。
但高拱显然是不满足于维持现状的，他要的是“除八弊”，是打造一个崭新、向上的大明。
这两个人的矛盾，根本无法化解。之所以还留着赵贞吉，一是赵贞吉目前并没有出什么大的差错，不能无罪而罢；二是徐阶余党内部的势力还未理顺，还要等一等。
前者不必多说，后者却必须提一提。
隆庆帝是在等谁理清徐阶余党的内部势力？
不是别人，正是张居正。
张居正当然是徐阶一党出身，但他同时也是隆庆的潜邸之臣，如此一来，到底要不要用他，就要看他自己的倾向了。
隆庆怎么观察他的倾向呢？倒也简单：跟高拱走得近的，就是倾向于自己这个皇帝；跟高拱走得远的，那就是自私自利的徐阶党徒。
说到底，在隆庆心目中，由于高拱的政治理想跟自己完美重叠，因此高拱就是他在外廷的全权代言人，嫡系中的嫡系、亲信中的亲信。
说与高拱一路，便如同与他隆庆天子一路；谁与高拱陌路，便如同与他隆庆天子陌路。
因此，他下意识的一句话，才会根本不提赵贞吉。
高务实隐约之间想明白了这个道理，顿时觉得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能爬五楼了……咦，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
这时孟冲也连连笑着点头，附和道：“是呀是呀，万岁爷爷圣明独断，内阁总算是……总算是明白了万岁爷爷的一片苦心。”他说着，心里一阵后怕，心道：直娘贼，差点说成“内阁总算是给了个面子没有封还中旨”，还好爷们反应及时。
隆庆也笑着点了点头，对冯保道：“冯保，你亲自跑一趟，去告诉下面，可以给高务实刻印雕牌了。”
刻印雕牌是指刻制官印和腰牌。有了这个东西，高务实才算正经的大明官员。
高务实心中有些中二的想道：我的这官印和腰牌上不知道会怎么写？
官印想必应该就是太子伴读？
腰牌是不是应该写作“太子伴读假侍读学士高务实”？
我这两个官，似乎也有点像一个正式职务外带一个加衔的意思，只是都没有正经品级，要是放在前世，算什么级别来着？
从五品应该是个知州，知州是不是应该相当于副厅，亦或是正处？那我岂不是应该算作……没有级别却享受副厅或者正处级待遇？
有意思啊……
还是这个年代好混，才几岁就能混到前世三十多岁都没混到的级别，可见有句老话说得好：朝中有人好做官呐！
陪皇帝吃饭并不是指与皇帝同桌——虽然明代早已进入合餐制时代，比如高务实在高拱府上从来都是和高拱夫妻一起吃饭，但这是有身份要求的，高拱的小妾就不能与他们三人同桌而食。
同理，高务实也不够资格和皇帝、太子、贵妃一桌，而是“别赐一席”就餐。菜就是刚才说过的四菜三汤。四菜者，烧笋鹅、蟠龙菜、荔枝猪肉、蒸鲜鱼，三汤者，猪肉龙松汤、玛瑙糕子汤、肉酿金钱汤。
其他几样虽然精致，但高务实都不在意，他比较好奇地看了看那道蟠龙菜。这蟠龙菜乃是嘉靖继位之后才出现在大明宫廷的御膳佳肴，首创于湖广安陆州兴献王宫邸——算是嘉靖的潜邸。
据说当年在朱厚熜出发之前，郢中名厨采用瘦猪肉和鲜鱼剁肉馅，拌入肥肉丝条，加上上等淀粉、鸡蛋清、葱姜末、食盐等拌成馅料裹熟鸡蛋皮之内做成扁卷筒形，置于蒸笼内蒸熟，然后将其切成薄片，摆成龙形于盘中间回茏蒸热，就成了色、味、香、形俱佳的上等菜肴，所以称之谓蟠龙菜。其特色是色泽鲜艳、肥而不腻、肉滑油润，香味绵长。朱厚熜少年时极爱此菜，赞不绝口，登基为帝后，即将蟠龙菜列为宫廷御菜。
不过高务实对吃的讲究看来不太够，夹了一片尝尝，虽然觉得味道不错，却也不至于让他赞不绝口那么夸张，心说：嘉靖当年只怕是孤单得很，寄情于菜，总觉得家乡的菜色吃起来最顺心吧。
不过蟠龙这个词本身另有寓意，乃是指蛰伏于地未曾飞天的龙，当年嘉靖赐此菜名为蟠龙，大概是借喻自己有真龙天子之命。
高务实不禁有些恶趣味地想：我第一次吃宫廷菜就吃了蟠龙菜，要不是我只是个区区孩童，只怕就要疑心这位皇帝陛下是不是怀疑我有异心了。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几百年后还有人拿这件事当做传说秘闻来宣扬。
用过午膳，隆庆自然还有其他事要“忙”，李贵妃则表示要带着太子去见皇后，把今天的事情向皇后禀明——她在这些礼仪的事情上做得还是很到位的，自从皇后病居，每天都会带太子去探望。
朱翊钧其实很想跟高务实单独玩会儿——倒也不是说他现在就对高务实如何如何亲近了，只是小孩子都喜欢有个伴儿一起玩，而高务实与他年纪相近不说，父皇和那么多厉害的先生们也都夸他学识了得，因此朱翊钧也希望多和他在一块儿玩。
只是他毕竟是个生长于王府、宫廷的孩子，虽然年纪尚小，却也知道自己身份不同，有些责任是一定要承担的，只好依依不舍地随母妃去了。不过临行前还是嘱咐高务实道：“高侍读，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伴读了，估计明天内廷就会把你的告身关防和腰牌等物从去高老先生府上，届时你便可以随时进宫看我。”
看起来这只是怕高务实不知道宫廷的流程规矩而告知一下，但高务实当然听得出他的言下之意，无非就是说：我在宫里孤单得很，你明天拿到通行证就给我赶紧过来陪玩！
当下微笑着道：“太子的意思臣明白了，臣拿到东西之后就来看望太子，顺便……”他说着顿了一顿。
“顺便什么？”朱翊钧眼睛里露出一丝希冀。
“顺便有点小礼物送给太子。”高务实笑着道：“那礼物是臣闲暇无事想出来，然后派人试做的，倒也有些意思，臣自忖不光太子会喜欢，说不定太子拿去献给皇上、皇后和贵妃，他们多半也会喜欢。”
“哦？”朱翊钧拍手笑道：“这么好玩？好好好，那你明天可得早点来，咱们时间算起来也不多……再过一阵可就要进讲了。”
嗯，意思是说现在还在放寒假，过段时间“教育局”的课程表定下来，就要开学了。
“是，是，臣明白。”
待朱翊钧跟着李贵妃离开，文华殿也就基本空了，孟冲自然早就跟着皇帝走了，冯保也跟着李贵妃母子走了，来招呼高务实的那宦官一走过来，高务实就笑了，招呼道：“陈公别来无恙？”
也是巧了，原来负责送高务实出宫并回府的不是别人，正是高务实的“老熟人”陈矩。
“高侍读莫要折煞奴婢，您老叫一声陈矩就算看得起奴婢了，要不就叫一声小陈子，显得亲切。”陈矩的嗓子还是那样，听着总觉得略有些沙哑，但面上的笑容却是真切。
其实他这话也不能说是太自谦，毕竟高务实此刻头上已经顶着一顶叫做“假侍读学士”的帽子，这大明朝，但凡跟“学士”这个词沾了边的官，基本都是清贵之极的，将来前途多半也看好得很，虽然高务实这个所谓的学士连秀才都不曾考过，但作为太子伴读，又是高阁老的侄儿，估计也没几个傻蛋会把他当做普通读书人看。
而陈矩，虽然高务实知道他今后的发展，可眼下在宫里中官那么多，得宠的、掌权的一大把，从承天门排到地安门也轮不到他站位，因此他是真的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被高务实称呼一句“陈公”。
更何况，自己还欠了高务实一个人情——上次高务实还真给他那位做县尊的“师兄”去了封信，后来陈矩的兄弟就来信说县衙出钱把县学修葺了一番，以前欠发的一些廪膳，也都一一补上了。
这件事对高务实而言，不过是写了封不到三百字的信，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举手之劳，可对陈矩来说，却是一份不小的恩典，给他解决了大问题，由此对高务实是真心诚意的感谢。
高务实笑着道：“今日是陈公送我回府么？”
陈矩微微躬身，道：“正是奴婢有幸得了这份差事。”
“又要劳烦陈公了，真是过意不去。”高务实客气了一句，又问道：“可还有其他人？”
陈矩一怔，愕然道：“没……没有了，怎么，高侍读可是有什么事情要人代办一下？若是有话要转告给高阁老，奴婢可以派人跑一趟。”
陈矩虽然地位不算很高，但大小也是个内廷里头的中层头目，找个人送信还是不成问题，尤其是今天高拱这时候估计还在内阁，而不是在吏部，离得近，不可能误事，是以有此一说。
“那倒不是。”高务实笑着，又眨了眨眼，问道：“陈公可有兴趣调到太子身边做事？”
石狮威严，朱漆阔门。高悬的门匾上，写着两个简单却令人无限向往的大字：吏部。
高拱的绿呢大轿落在门前，早有眼尖的皂隶门子上前接轿，高拱下得轿来，随意摆摆手，便面带笑容、脚步生风地走了进去。
那皂隶心道：看来高阁老今日有什么喜事呀。但也不敢搭腔，躬身看着高拱进门而去。
高拱来到自己的公事房外，正巧见到张四维站在门口，不禁微微诧异，问道：“凤磐有事找我？”
张四维笑道：“特来恭喜玄老。”
高拱摸了摸自己那把著名的大胡子：“哦？喜从何来？”
“玄老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张四维仍是一脸笑容：“您那侄儿，眼下可是储君近臣了。”
高拱仍作矜持状，道：“你我共掌铨务，何等样官未曾见过，此区区无品无级、不入流小官，何足挂齿？”
张四维也不点破，却笑道：“还有那《龙文鞭影》第一篇，这才两个时辰，只怕已经传遍京师了——玄老可知他这本书是何时所作？”
高拱略微有些意外：“这么快就传遍京师了？”顿了一顿，又道：“此书成于何时，我亦不知。不过务实这孩子，尚在新郑时，便常常一个人闷在书房写写画画，我想着这写写画画总比去外面惹是生非要好，便也未曾多问……如今想来，此书应该是在新郑就写成了的吧。”
高拱说完，又朝张四维招呼了一下：“进去说。”
张四维伸手虚引：“玄老先请。”高拱点点头，当先进屋。
两人便先后进了公事房，高拱便请张四维坐下，自己也自坐好。
张四维接着刚才的话头，道：“待此书全文传出，只怕我大明又出一个杨升庵也。”
“杨升庵么……”高拱摸着胡子，叹了口气：“我前些日子才刚用杨升庵昔年之失敲打于他，谁料如今他却真有杨升庵当年的影子了。”
“哦？”张四维有些意外，不过高拱用杨慎当年之失敲打高务实，怎么敲打倒是不问可知，于是开解道：“杨升庵之失，已有前车之鉴，如今务实年纪虽小，以我观之，却并无杨升庵昔年那般傲气，想必是不会做那等傻事的。再说，还有玄老时刻在旁提点，他又怎会那般做派？”
高拱点了点头：“希望如此吧……”说到此处，忽然想起一事，不觉莞尔道：“好你个张凤磐，他是我的侄儿不假，可他不也是你的外甥？你恭喜我，我是不是也该恭喜你？你说我会时刻提点，你是不是也该时刻提点？”
他说到此处，又想起一事，拿手指虚点了点张四维：“你可别忘了，他现在头上这帽子虽然不入流，却也是你翰林院的官儿，你才是他的正管上峰！”高拱的脸上带着些许调侃，道：“翰林院素来便是为国储才之地，你这个翰林学士可不能不关照着些某些后辈呀！”
原来张四维眼下除了吏部右侍郎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职务在身，那便是翰林学士——翰林院的正印堂官。他被高拱提拔，当初便是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升任翰林学士，再以翰林学士兼任的吏部右侍郎。这么说起来，翰林学士倒还是他的主职。
张四维听了高拱的调侃，也不禁哈哈一笑，道：“玄老说得是，我翰林之官，素来被视为储相，我这个堂官自然要好好照看着，断不容许这些国之干才有行差步错之虞。”
高拱先是笑着点了点头，忽然又想起一茬，问道：“他这官儿虽小，却是出自陛下中旨特擢，内阁那边也已决议通过，不予封还。按照常例，只怕明日便能拿到告身关防。如此一来，可能他明日就要去翰林院点卯并拜会上官……”
“没错。”张四维接口道：“他这官儿虽是特设，也无品级，但因他有加官‘假侍读学士’，那按理说正经的上官便只有我这个翰林学士了，所以他去翰林院也没有其他人好拜会，只能找我。正巧我最近去翰林院去得少了些，想是也积压了一些公文，我已打算明日去翰林院办公，正要向玄老告假。”
“告什么假？”高拱摇头道：“都是为朝廷办事，一人身兼多职的辛苦我还不知道么？明日你自去翰林院，吏部这边有我，出不了什么麻烦。”
张四维点头应了，面色却有些犹豫。
高拱见了，便问道：“怎么，在我这里，凤磐还有什么事不便明言的吗？”
张四维郝然一笑，轻咳一声，道：“玄老教训得是，那四维就直说了。”
高拱点了点头。
“申汝默今日……”张四维稍稍沉吟着道：“按理说他是张阁老的门人，与我们勉强也算是同一路的，可他今日对务实取得这个位置，却有些……刻意刁难倒谈不上，却也总有点推三阻四。玄老，您看这是申汝默自己的意思，还是……”
申汝默就是申时行，汝默是他的字。不过张四维不称他的号而称字，看起来似乎也谈不上多么尊敬。
高拱面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反问道：“你的意思呢？”
张四维也不见怪，思索着回答：“我觉得应该不是张阁老授意的，说不定张阁老那边什么话都没说，申汝默恐怕先是想挣一份清名，后来见皇上坚持，态度就软了下来，将责任推给内阁，却把自己摘了出去。此人……肩膀跟李石麓有得一比。”
“哈！”高拱笑了一声，摆手道：“他比李石麓还是有担当一些的，只是为人圆滑了一点，不大敢真正来个什么直言劝谏。不过，他对务实倒也谈不上有什么坏心，故意阻拦那是没有的，说到底还是怕自己清名受损罢了。”
高拱并不奇怪张四维怎么身在吏部却这么快就知道宫里两个时辰前发生的事，因为这件事在宫里是公开举行的，参与的小宦官太多了，而以张四维的身家，在宫里有些个中官为他传信，那简直再正常不过。
眼下外廷稍微上得些台面的官员，谁还真在宫里是两眼一抹黑不成？除了海瑞，估计就没有那样的人了！
听高拱这么说了，张四维看来略微放下了心，颔首道：“只要不是张阁老那边出了变故，我也就放心了。”
高拱听了这话，却不由心中一动。
高拱之所以心中一动，不为别的，正是因为张居正。
张居正最近的反应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他却从某些渠道得知了一个传言，说上次张居正来给徐阶说话，是收了徐家三万两银子的。
这件事让高拱很不痛快。
但他不痛快的根源并不是张居正收银子本身——徐阶是你的恩相，这我知道，他们家有了麻烦，以徐家子弟的名义给你这个“师兄”送点银子，求你帮他们说句话、求个情，我不是不能谅解。但你我二人也是多年同僚，我对你如何你不知道？“亦师亦友”这个词我高肃卿担得起！
可是你张太岳呢？把我瞒在鼓里，还跟我大言不惭的说了那么多道理，一副全心全意为我打算的样子，你说那些话的时候就真的没有点愧疚？
张太岳啊张太岳，你是我看好的继任者，这次事情毕竟事关你的恩相，我可以当做无事发生，可是下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再失望了。
就在高拱在心中对张居正感到失望之时，张居正却正在内阁的值房里写信。
这封信是写给即将履新广西巡抚的殷正茂的。
殷正茂，歙县人。其一世祖是南宋末年的殷恂则。德祐元年，他以部校的身份领兵随贾似道从临安出发前往芜湖御敌，大败。殷恂则循原路退至歙县，遂定居于县城南门。其后几代在地方上名望颇隆。但到了十世孙殷正茂时，殷氏家族已颇为寥落了。
嘉靖二十六年时，苦读群经多年、已经三十四岁的殷正茂，终于高中进士，这给业已衰落许久的殷氏家族带来了新的辉煌和希望。由于名次靠前，不久升为兵科给事中。
殷正茂早年其实是以不畏权贵、正直敢言的形象在朝廷中头角初露，引起内阁注意的。所以不久后，就被外放锻炼，历任广西、云南、湖广兵备副使，再迁江西按察使。
因为早年颇有正直敢言的美名，当时殷正茂与张居正这位同年的关系还算不错，不说相交甚厚，至少也是关系亲近。后来张居正得徐阶所独重，竟而由翰林学士直接入阁，殷正茂便更是经常与张居正书函往返，说是政治盟友并不为过。
不过，可能是因为自认负有重振家族之任，殷正茂外放之后虽然能力出众，尤其精于断案和兵事，但对于钱财却越来越看重。其为官是否造福一方不好说，但对治下百姓还算不错，办案也称得上公正，使许多受冤之人得到清白。只是对于属下的孝敬，殷正茂却是来者不拒，甚至还会主动暗示。其贪鄙之名，也是源自于此。
后世多说殷正茂贪污，其实很可能是因为殷正茂乃是张居正一派，而张居正被万历清算之后，不少张居正提拔重用的官员都被厚污的缘故。
总的来说，殷正茂很有才干，为官的确有些贪鄙，但总体来讲，这种贪鄙主要是对于自己的下属官僚来说——孝敬这种东西，实乃官场痼疾，但如果只是按照某些潜规则收取，很难说具体怎样才算贪污受贿。
毕竟，受贿定罪得看帮人做了什么事，放在后世来说就是权钱交易。而殷正茂只是收“例钱”，他又不怎么具体帮忙，所以才能在混出偌大“贪鄙”名头的同时，还能继续完好无损地做官。否则的话，贪鄙名头都这么响亮了，真当没有御史去参他一本？
高拱之所以同意殷正茂去，嘴上倒是说给“多给他二十万，让他贪”，其实心里明镜似的，这军饷殷正茂自己绝对不会去贪，他有别的办法：比如下属肯定有吃空饷的，殷正茂只要抓住这些下属的把柄，稍稍示意一下，这些下属在每年的各种“例敬”上，怎敢不加个几成，甚至翻他几倍？
如此，钱照样可以拿到，而他殷正茂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把柄——孝敬而已，你们谁不收啊？朝廷中枢的大佬们也收冰敬炭敬呢！
所以高拱肯让殷正茂从江西按察使转迁广西巡抚，主要原因还是看重殷正茂的才能。
不过，张居正在给殷正茂的信里，自然不会这么写。
这封信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
殷兄此前曾任职广西，熟知广西风物地势，今广西又起变乱，而广东因为倭寇屡屡进犯，广东官军疲惫不堪，是以广西之乱欲定，还需广西之兵。殷兄大才，我是早就知道的，所以曾经多次推荐，但此前李春芳不懂军务，以为广西之乱没什么大不了，因此拖着没办。现在高拱回来了，他还是懂军务的，只是那两广总督李迁是他的同年，他还是希望李迁能平定叛乱，拿下这一殊功。
我张居正好说歹说，万般恳求，高拱总算松了点口风，肯让殷兄你去平乱了。只是，李迁虽然打仗不怎么样，毕竟资历摆在那里，高拱也需要有这样一位封疆大吏给自己摇旗呐喊，因此不肯让你做两广总督，只肯让你做个广西巡抚。
我当然知道以殷兄你的才干，做区区一个广西巡抚实在是屈就了，但眼下国事如此，还是希望殷兄能够暂时接受，把两广的乱子先处理妥当。至于中枢这边，殷兄你只管放心，今日朝廷欠你的，就算是我张居正欠了你，将来一定给你补上这一功……
总而言之一句话：高拱是很不希望你去拿这么大的功勋的，他希望他的人得这个大功。只是眼下局面糜烂，只有你殷正茂能解决，而我张居正就是最力挺你的那个人。朝中上下，唯有我张居正坚持为你说话，让你有机会一展手段。为此，我甚至不惜拉下脸面去求高拱，总算给你要来了这个广西巡抚，你千万不要嫌弃……
写好这封信，张居正面露微笑，吹干了墨迹放好。
这时，他又想起之前内阁关于通过皇帝中旨时的场景。
“高务实……”张居正喃喃自语：“你倒是生了个好时候，若非我家诸子恰好只有简修与太子同龄，又岂能容你这般轻易靠上太子？李春芳那个废物点心更是毫无远见，居然事情到了这个程度都不敢反对，看来他在内阁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龙文鞭影》全书一共四千两百余字，算起来不多不少，虽然毛笔字写起来略慢，但一下午加以半个晚上足够高务实全文写就。
默写完全书的高务实连夜将书转交给了陈矩，然后美美的补个觉。不得不说，在隆庆皇帝亲自交待不能怠慢高务实之后，他的休息之所虽然是临时拼凑出来的，但足够舒适。不过，整个一晚上高务实身边只有宦官，一个宫女都没见着，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宫中巧遇公主、嫔妃，然后发生某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传奇发生了。
第二日一早，高务实在陈矩的护送下出宫往高府而去——他估计自己今天可能会很忙，除了要领取估计今日上午就能送到府上的身份证明之外，可能还要去翰林院拜访上官，然后还得再次进宫面见太子，因此一路紧赶慢赶，回到高府时，天都只是蒙蒙亮。
他才刚进府，便有门子上前禀告，说老爷已经在书房等候一会儿了，请大少爷赶紧过去。
高务实心头一笑，看来三伯还是挺重视自己去做太子伴读这件事的嘛。
但等他进了高拱书房才发现，高拱并不是枯等自己，这个工作狂手里拿着几页公文文卷正在细看，连自己进门都没发现。
“三伯，侄儿回来了。”高务实不得不出言“叫醒”高拱。
“嗯。”高拱应了一声，依依不舍地挪开视线，看了高务实一眼，招呼道：“你在宫里的表现，我都知道了，先不必细说，你且过来，我给你看几封案卷，很有意思。”
高务实有些错愕，不过还是走了过去，伸手去接高拱递过来的文卷。
高拱一边递出文卷，一边嘿嘿一笑，道：“徽州这个地方可真有意思，一个区区刀笔小吏，居然把官司打到内阁来了。”
高务实听得也是一愣，心说刀笔小吏？那比自己这个不入流的小官还不入流啊，居然能把官司打到内阁？于是颇为好奇地结果文卷看了起来。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奇妙。案卷中说的事情，的确有些意思。
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比方说即将去巡抚广西的殷正茂就是徽州歙县人。徽州府下辖一共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且是附廓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该县之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储存在县城阁架之内，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当然这些案卷文牍也十分枯燥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因此常年束之高阁，除了户房的税吏之外，根本无人问津。
事件起因是隆庆三年时，徽州歙县的一个新上任、名叫帅嘉谟的管钱粮小吏，发现徽州每年给南京的税赋中，有一科“人丁丝绢”在徽州下辖的六县中，只有歙县代为承担。其他五县均不为这科的赋税负责。
这个帅嘉谟本来也是读书之人，不过在道德文章上的表现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但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可惜在大明，只有文科生的就业前景才最为看好，理科生的前途就很堪忧了，他这种类型的人才，了不起也就只能去做钱粮一道的书吏或者师爷。
但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帅嘉谟并不介意，他很有职业精神的把目光投向了徽州府历年来的税粮账册，力争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反正这些资料都存在歙县。
大明税赋结构向来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到大量科目之间的折兑均平，正是绝佳的应用题例，很符合帅师爷的胃口。
不平凡的成绩很快就真的做出来一点眉目了：他在盘点了各项税目后注意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做“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甚大，每年要缴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
帅嘉谟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果然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赋税，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一笔支出，数字也是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然而科目却又对不上，因为这里叫做“夏税生丝”。
换句话说，徽州府这笔每年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的税支，全部是由歙县在负担，其他五县一文不出。
帅嘉谟顿时大为骇异，因为这可不是小数目了，是一笔巨款。为了确保自己没算错或者误会，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里面收录了大明自开国以来的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且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基本上可当做年鉴来用。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这说明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的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可以只压在歙县一处呢？
不行，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得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力争在平凡岗位上取得不平凡成就的人一样，帅嘉谟面对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致勃勃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古早的线索。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太祖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搞了一次“乙巳改制”，很多科目的税额要重新调整。
结果帅嘉谟一查之下，发现歙县跟此前缴纳的夏麦相比，同比差了九千七百石。于是朝廷针对歙县的三千六百四十六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缺额——这就是歙县“夏税生丝”的由来。
只是这个“补欠夏粮”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并没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九千七百石夏麦，按照眼下的官方折率，每石折银三钱，九千七百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梁倩九百零十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七钱，所以折银六千一百四十六两——呃，这么看的话，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可帅嘉谟到底是个数学人才，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于是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一万零七百八十石，可折银三千两百三十四两。
两千九百零十两加三千两百三十四两，共计六千一百四十四两！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二两银子！
只差二两银子，那就很可能只是误差了，于是帅嘉谟得出了结论：在大明开国之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两万零四百八十石，该亏欠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上，折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这本来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乙巳改制之后，这笔税款不知为何，居然由全府承担变成了由歙县一县单独承担。
而更悲剧的是，这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属于折色税，要以实物形式缴纳。然而徽州根本不养蚕，于是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掉换成银子，再拿银子去买生丝，最后缴给官府。这就表示前后要折两次，成本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高。
还有就是，这个八千七百八十匹是到库的数字，还得加上中途运输成本与损耗。所以整个折算下来，歙县人民实际付出的比账面更多，也许九千匹，甚至上万匹也说不定。
可想而知，如果这一情况确实无误，那歙县简直倒霉透了！因为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制”开始算起，直到隆庆三年——歙县百姓头上的这笔冤枉税傻交了两百多年！
帅嘉谟惊得自己都头皮发麻，所以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先自己在歙县仔细摸底了一番。结果他发现，原来自己还不是最早发觉这件事有问题的人，早在嘉靖十四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王相、程鹏，就发现了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当时，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直接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而且还不止一次！
当时第一次接到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这二位还是认真办事的，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惜的是时间不凑巧，这两位很快便升迁转走，接任者又不清楚之前的情况，这件事就没人再去追问。
王相、程鹏二人也估计到了这种可能，于是再次呈文到应天巡抚、巡按处，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于是也接到了同样的呈文。这两位刚刚上任，当然不能有事不办，所以也很快给了批复，并且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于是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到后来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怎么办？这两个人死得离奇，多半不是正常死亡，十有八九就是跟这件事有关。我要是也揪着这笔冤枉税不放，是不是将来也会遭遇同样的祸事？
数学人才的固执占据了他整个大脑：人可以死，账不能错！
想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不说把以前多交的税要回来或者争取减免今后其他税，但是最起码，也得把这笔税重新分摊到六县，绝不能让歙县独扛！
帅嘉谟的这个决心下得并不容易。要知道大明的税赋体系本来就比较乱，错综复杂，牵涉甚多，除非某地受灾严重，否则就算是皇帝想增减一二都极不容易，想凭一介平民的力量删掉整整一个科目，实在难于登天。何况如果重新分摊的话，就意味着其他五县平白加税，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拼死阻挠。
但已经下定决心的帅嘉谟仍然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没有通过徽州府，而是越级呈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耍了一点小手段，他在讲述缘由时加了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其实在《徽州府志》里，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关键点。
除了这一点之外，帅嘉谟还说：“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两万零一百九十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八千五百零一匹；应天十三府，只要缴两千九百零五匹。而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八千七百八十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那或许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却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无风注：布政使司，类似于省级行政区)都高，这根本不合理啊！”
说实在的，这里帅嘉谟又玩了一个统计学上的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譬如说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止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实际上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十三万匹上下，湖广的丝绢税总额也有约两万七千匹，都远超歙县。
但帅嘉谟不谈总数，只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作比较，顿时就显得歙县境况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完全经得起查证，只是比较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非凡效果——事实上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但也不是说因此就民不聊生了，可是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正常人看了都会觉得惨绝人寰，简直触目惊心。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了一点他自己觉得足够隐蔽的小小手脚之外，帅嘉谟还有其他手段。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天下之遗，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焉。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欤，恳乞均平。”
短短一句话，先后两次出现“均平”一词。显然，这不是他文字水平有限，而是有着深刻用意的。
此前高拱和高务实伯侄二人私下谈论理财大计之时，高拱就提到说连张居正都有些操切起来，希望将一条鞭法推广全国。高拱认为，一条鞭法在某些富庶地区——也就是高务实熟悉的“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推行，但在一些贫困地区就一定不能推行，否则穷人必然还要遭到更多的剥削。[无风注：前文有述，不记得了的读者诸君可以自行翻查。]
而在当下，江南当然是富庶之地，所以正在推行一条编法，即日后的一条鞭法。这个税改政策的雏形始于嘉靖十年，从嘉靖四十年开始到隆庆年间，逐渐在经济最强但也税负最重的南直隶地区进行试验。而其提出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
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所为何事？就是为了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朝廷政策的高度上去。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编法的核心要旨，的确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因此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亟需调整，这又和中枢正在大力倡导的改革紧紧地挂上了钩。
在帅嘉谟看来，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多半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华夏数千年的传统摆在那里：高层一关注，事情就好办。
尤其是现任的应天巡抚，对一条编政策的推行也是很下力气的。而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对，是成了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实在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这位爷姓海，名瑞，字汝贤，号刚峰。
这件事到头来果然惊动了海瑞，但与此同时，远在京城的国策掌舵、改革旗手高拱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就是高务实手里这份。
为何这份呈文包括事件发生的详细信息居然会一同出现在高拱手里，这就必须要说一下大明的内阁情况了。
众所周知，大明内阁的辅臣，按理说并非宰相。从正式名义上来讲整个内阁都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但由于政务需求，该秘书班子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地位逐渐提高，权力逐渐加强，终于达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地步。
可是由于其本身设置实在畸形，所以行使权力的方式也与此前各朝有异，很多内阁辅臣在处理地方事务的时候，需要通过类似于私信一般的方式示意地方官员如何办理。譬如高拱此前不久就曾写信给应天的几位地方主官，让他们把徐阶的事情放一放，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这样的处理方式按说并非政府行文，理论上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实际上这种私信就相当于后世领导批条子——你也许敢对政府行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你敢对领导直接递条子视而不见吗？所以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这种方式的理政效率居然反倒更高一些。
但既然内阁的大佬们要经常用这种类似于私信的方式指示地方办事，则地方官员与内阁辅臣们之间的个人的联系也就势必有所加强，于是各地具体情况也会随着这种联系汇聚到辅臣们的手中。
高拱虽然暂时名仅次辅，实际上却是真正掌握朝政走向的第一人，李春芳这个首辅反倒像是个挂名的。于是，类似于南直隶这样的国朝重点区域，各项情况都会有人不揣冒昧地详细写就，呈递给高拱知晓。高拱之所以这么快就得知这件事，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看见高务实拿着文卷沉吟不语，丝毫没有孩童模样的神色，高拱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也不打断侄儿的思索，只是端起茶喝了起来。
又过了半晌，高务实才摇了摇头，道：“三伯，这件事侄儿以为很有代表意义。”
“哦？”高拱微微笑着，反问道：“什么代表意义？”
高务实却不直接回答，而是分析道：“三伯你看，其实这件事要较起真来讲的话，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因为这个‘人丁丝绢’争议的核心，乃是税负归属！也就是说这笔税款到底该由歙县单出还是六县同出？至于他所强调的实物折算，其实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
高务实说着，又解释道：“这就好比我去外头买东西，比方说买一匹布吧。我买这匹布，是给银子，是给铜钱，还是给宝钞，只要实际价值一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但我非要给宝钞，还拿出太祖皇帝说事，说宝钞乃是太祖皇帝定制而发行天下，所以给宝钞乃是尊敬太祖皇帝的表现——这至于么？”
高拱哈哈一笑，虚指了指高务实，道：“你举的这是什么例子，不要随便拿太祖皇帝开玩笑。”但说归说，他并没有说高务实的举例不对。
高务实也笑了笑，又接着道：“可是在帅嘉谟的妙笔生花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不会让人觉得不对，反而显得正气凛然，思想高度一下子就上去了。挟海瑞以慑徽州，这就是帅嘉谟的根本用意！”
高拱脸上的笑容略微收了收，点点头，叹道：“海刚峰的名头，的确能吓唬住不少人呐。”他嘴上这样回答，心里却想着：要不然徐阶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向我服软？张太岳又怎么会有机会收徐家那三万两银子？可不都是海刚峰名头太盛么？
高务实却反倒笑了起来，弹了弹手里的文卷，道：“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帅嘉谟不仅申诉，甚至还给出了解决办法。我看他可能也是在衙门里呆的时间久了，深谙某些官僚的秉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又争又吵，却又拿不出个实际可行的办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这么一个解决方案：说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丝。您看，这么一来，就相当于告诉应天巡抚衙门或者徽州知府衙门，这事情的处理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大笔一挥，批准便是，一点烦恼都没有。而结果呢？无论应天还是徽州哪级衙门定策，最后选择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反正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的负担。”
高务实说到此处，嘿嘿一笑，道：“这种下属好呀，我要是应天巡抚或者徽州知府，看了这样的呈文，估计也会觉得这事情就应该这么办……唯一可虑的，大概就是徽州其他五县得知消息之后的反应了。”
高拱听罢，不声不响地又从书桌上拿起一张文卷递给高务实，说道：“海瑞他们的确有反应，你看吧。”
“哦？”高务实接过文卷，看了一下，只见上面果然记载了海瑞等人的反应。
隆庆四年正月十四，连元宵节都还没过，海瑞就及时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意思是这件事我很重视，你们徽州府要好好查清楚。
随后巡按刘世会则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应天巡抚与应天巡按都是徽州府的上级，前者主管地方政务，后者主管纠察发奸，甭管哪一个，反正徽州府都肯定惹不起。于是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之后一看，抚、按两院都下文了，当下就是一哆嗦，再一看落款还有海刚峰的大名，知道这事儿怕是不能善了，一点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海瑞的大名往那一摆，只怕比头上悬着天子剑还让人害怕。
高务实看完笑了笑，问道：“商议出什么来了么？”
“嗯？”高拱看了看高务实的神色，问道：“看你的表情，似乎认为商议不出什么来？”
高务实忽然没有来由地冷哼一声，再次伸出手指弹了弹手里的文卷：“侄儿料定，其他五县一定会找出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来敷衍搪塞，甚至威胁说真要这么办的话，只怕地方不稳！”
高拱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缓缓道：“为什么这么说？巡抚、巡按都发了话，区区几个县令还敢硬扛着不动？”
“侄儿倒是以为，他们说不定还真敢！”高务实挑了挑眉，把文卷往桌上轻轻一拍，冷笑道：“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当然有利，可对于其他五县来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三伯您想，这事儿要是一旦议成，他们可就是‘平白无故’要多交不少赋税。因此对这个提案，无论是出生于这五县的官员、胥吏，还是当地乡绅百姓都肯定坚决反对。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股民意，就算是应天抚、按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高拱沉默了一下，问道：“还有吗？”
“有，当然还有。”高务实哼了一声，又道：“还有徽州知府的立场也很难说。因为站在徽州知府的立场上来说，无论这个‘人丁丝绢’在其治下的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毕竟他只要每年凑够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上缴给南京就好。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也就是歙县抱怨两句，那没什么大不了——左右你们都交了两百多年了，这也算是祖宗成法，还是不要随意变更啦！可是反过来，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他徽州府又得不到半点好处，反而还平白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完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此，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高拱露出微笑，点头道：“有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帅嘉谟当初要越级去向应天抚、按两院呈文，而不是直接上报徽州府的原因了。他就是想着靠海笔架的威名硬压徽州府和其余五县，因为他知道他在徽州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高务实笑了笑，说道：“幸好海瑞这个人名头够响、脾气够硬，只要有他在，这件事终究还是得分出个是非黑白来的。”
这下子，高拱的脸色就有点黑了，黑的同时还有点尴尬，干咳了一声，才道：“那你只怕要失望了。”
高务实一愣，继而诧异道：“难道海瑞转了性子，不管这茬了？”
“他倒没说不管，只是他管不了了。”高拱沉着脸道：“徐党反弹强烈得很，通政司每天都能收到弹劾海瑞的奏章，而近来这些奏章变得越来越多，甚至已经有人在奏章中暗示，明里暗里指责我公报私仇，因为私人恩怨对一位退休致仕的老臣穷追不舍，其情可恨、其心可诛。”
高务实怔了一怔，忽然惊道：“三伯你要撤了海瑞？”
“倒不是撤。”高拱摆了摆手，叹息道：“我得给他挪个窝……你是不知道，此人做事虽然心是好的，但手段太过于粗暴直接，偏偏又听不进劝！”
他说到这里，忽然有些激愤起来，冷哼一声，道：“哈，论整顿吏治，我高肃卿只会比他更上心，可他海笔架又不是茶楼闲客，他是朝廷封疆，真以为随便打杀几个就能整顿吏治了？幼稚！想当年，今上还是裕王时，我为了给裕王府要来王府例赏，不也得去捧严世藩的臭脚？哦，你说宁折不弯？是，你折倒是折了，可折完之后呢？事情办妥了吗？没有！事情既然没办妥，你就是折出朵花来，又顶个屁用！”
高拱说完这段话，可能是发泄了不少，平静了一些，呼出一口浊气，道：“所以我已经正式下文调他去总督漕运，应天巡抚这档子事，不能再由他这样任着性子办下去了，要不然……得出乱子。”
高务实倒是知道，历史上海瑞这个应天巡抚也是没能最终干下去，好像也是被调任漕总，想不到这一世转了一圈，还是绕到这个点上去了。
“只是这一来……”高务实皱起眉头，没有继续纠结海瑞的事，而是道：“那歙县‘人丁丝绢’案，只怕就很难办下去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只有海瑞这样一根筋非要事事较真的人，才肯只论对错、不论利弊地办下去。”
高拱不答，沉着脸又从桌案上翻找出一张文卷递给他。
高务实接过来一看，脸上顿时只剩苦笑，因为那边的情况还真被他这个乌鸦嘴给说中了。
原来应天巡按在正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一连半个月下来，下面居然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甚至就连身为苦主的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此时的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纷纷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所以已经不办公了。
这里得解释一句：有明一朝，自洪武十八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辰、戊、丑、未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事关考评，也就是关系到今后的仕途。
但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隆庆四年乃是庚午年，隆庆五年才是辛未年。也就是说，明年才是朝觐之年……怎么明年才要朝觐，你今年正月份没过完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你这意思是，为了明年的朝觐，得停止办公一年？
哦，不是你，是你们——因为还不是一位知县这么说，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这就很有意思了，摆明了五县已经私底下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忘，拖到黄，拖到无疾而终，然后自然就天下太平，原先怎样最后还怎样了。想当初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也就是这么被拖没的么？
高务实气得只剩下冷哼，连骂都有些骂不出来了。
“现在知道吏治难清了吧？看看这些人，眼里都只有自己屁股下面那点地方。”高拱也笑了一笑，摆摆手道：“我看你对这件事倒是有些想法，你方才说……这件事很有代表意义，可是说了半天，你也没说这个代表意义是什么。怎么，不想说给三伯我听听？”
高务实方才提到徽州“人丁丝绢”案是一个典型，其实是想顺着帅嘉谟的思路把这件事与一条鞭法联系上，虽然帅嘉谟这么做目的只是为歙县减轻负担而利用朝廷大势，但高务实却也想着以此为契机，将这一件“小事”作为突破口，把一条鞭法略作改良推行下去。
但是这有个问题，就是现在究竟是只谈一条鞭法，还是顺带谈一谈大明的税制痼疾？
要不要现在就跟高拱谈这个问题呢？高务实心里有些迟疑。
他不像很多穿越小说一般受某些所谓历史正剧影响严重，一提到张居正就说大改革家，一提到一条鞭法就说为大明续命数十年。他是一个真正从过政的文科生，他有实际的主政一地经验，哪怕这“一地”小得可笑，却也不妨碍他管中窥豹，知道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必然性。
然而，这个话题太大太大，即便只以高务实的水平，也能说上三天三夜不带歇气的，就看要谈到什么深度。
后世人提起一条鞭法，只会想到张居正，似乎这法子就是张居正的原创，其实不然。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初年就开始试行，到眼下其实已经搞了几十年，只是推广力度不算很强，前面二三十年都相当于是在“搞试点”，最近才开始真正推广，而推广一条鞭法，在中枢层面上来说，把握大局的正是高拱。
高务实知道，后世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目光主要放在张居正身上，即便有部分学者也发现高拱的许多成就根本不输张居正，甚至张居正很多改革根本就是顺着高拱开的路在走。但他们对高拱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用人、兵制等方面，毕竟经由高拱提拔的大批官员后来都成了明朝历史上的名臣乃至名相；而在边防治理上，高拱又有最为突出的历史功绩“俺答封贡”珠玉在前，于是其经济改革方面的贡献就似乎显得不那么耀眼了。
尤其是高拱与一条鞭法推行之间的关系，几乎根本没有怎么被人提及。
可是，一条鞭法是贯穿于嘉隆万三朝的一项重大赋役改革，作为实学大家、改革先锋的高拱怎么可能在其中毫无作为？要知道，高拱可是这一时期鼓吹“为国理财”、“以义为利”并且真真正正大力提高商人地位的头号人物！
高务实当年就已经从一些确凿史料中推断出高拱在推行一条鞭法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譬如大力支持地方官员丈田均粮。
《朝邑县志》记载：隆庆四年，西安府朝邑县县丞陈谋“奉文均田”。而万历《和州志》中则有“奉例文丈田均粮”。可见奉文均田至少从隆庆四年就已经开始了。
隆庆四年是谁在主政？当然是高拱，要不然难道去指望李春芳？这样事情就很清楚了：万历时期张居正的清丈田亩，明显是在延续高拱的政策。
清丈田亩是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前提条件，所以清丈之后就要开始做事了。那么高拱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急吼吼地全面铺开，而是既抓住重点、又小心翼翼地先在重赋重役地区开始推行。
如《野纪蒙搜》中就记载：“隆庆二年，行一条鞭法。初，抚臣庞尚鹏、刘光济以此行之江西。”其中还明确提到了：“其后阁臣高新郑、张江陵会户部议通行之，海内至今遵守。应天巡抚朱大器、海瑞之后亦行条鞭之法。”可见此时此事高拱、张居正乃是决策者，而朱大器、海瑞则是执行一条鞭法的得力人物。
对于海瑞当然不用多介绍了，但对于朱大器却要多说一句：他是高拱一手提拔起来的。
高务实知道自己的身份，尤其知道自己这个年纪，还不适合冲锋在前，所以一贯是按照“引导高拱思路”来行事的。如此一来，就要求他必须在高拱本人已经有类似意向的时候助推一把，而不能是在高拱毫无考虑的方面瞎起哄。
现在既然已经确定高拱对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大力支持的，尤其是他已经开始在江南这个富庶而重赋重役之地开始动手，那自己当然要帮他一把。毕竟，一条鞭法并没有达到高务实心目中的理想标准，但如果一条鞭法都推行不了，高务实心中的理想标准就更别提了。
于是他想了一会儿，才苦笑着问道：“三伯，我想先问一下，近些年来，太仓银每年要亏空多少？”
“你问这个做什么？”高拱有些诧异，但还是回答道：“嘉靖三十年时，太仓银入库两百万两，支出六百万两，亏空四百万，其后一些年头亏空略有减少，也在二三百万两之间；隆庆元年时，收入二百零一万两，支出五百九十六万两，亏空三百九十五万两；隆庆二年收入二百万两，支出四百四十万两，亏空二百四十万两；隆庆三年收入二百二十万两，支出三百七十万两，亏空一百五十万两。”[无风注：以上数字为史实。]
他说到此处，傲然道：“再给我三五年时间，我若不能让亏空变盈余，愿一死以谢陛下。”
高务实心中感慨，什么叫“慨然以天下任”，什么叫救时良相？这便是了。虽然高拱一度被逼离职，但隆庆朝的经济政策还是一直按照高拱离开前定下的基调在走，所以亏空逐年减少，现在他已经起复回京，自然信心更足。
于是高务实道：“侄儿方才说那番话的意思就是，要想把一条鞭法推行下去，眼下徽州‘人丁丝绢’案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哦？”高拱眼前一亮：“你有何见解？”
高务实笑了笑，道：“一条鞭法之所以推进得不快，一方面是由于朝廷要审慎的思考哪些地方适合推广，哪些地方不适合推广，不能毫无根据的搞一刀切，必须有相应的数字，通过精确计算才能确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多地方由于地方官员与当地富豪乡绅等势力狼狈为奸，仍然希望维持原先混乱的税制，好从中浑水摸鱼，因此对于推广一条鞭法不肯尽心尽力，以为朝廷不过是‘一阵风’，拖着拖着拖没了，也就万事大吉。”
他说到这里，冷笑一声：“既然如此，为何不借此良机，让那些人看看朝廷的决心？”
高拱眸中精光一闪，甚至隐隐有些杀机，沉声问道：“你有何良策，还不速速道来？”
高务实笑了起来，一张稚气尤盛的脸庞上写满冷厉：“那五县县令不都表示要准备朝觐，想混个好的考评么？可以，不过您可以通过某些途径让他们知道，整顿税法、平均地赋，乃是朝廷近来最重视的事——我倒要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敢继续拖着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