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历史军事 > 大明元辅 > 全文阅读
大明元辅txt下载

    界迎,这是个官场上历久弥新的传统,它不是任何规矩,但却在两千多年的“官史”之中默默地坚持流传,直到后世高务实穿越来大明之时也仍然大有市场。

    所谓界迎,就是当地官员领着自己的下属前往自己辖区的边界去迎接。

    至于迎接谁,这个不好说,一般来讲肯定是迎接上官。并且,界迎是迎接上官的最高规格。同时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迎接御驾,必然需要界迎。

    高侍读的大驾当然远不如御驾尊贵,这中间差了何啻十万八千里?然而但对于梁县尊来说却未必,对他而言,高侍读的大驾没准真比御驾还更重要。

    别说在大明朝当地方官基本没有见着御驾的可能,就算退一万步讲,真能接待御驾,可皇帝陛下也不会留意他区区一个小县令,不可能天降鸿运给他梁县尊,让他平步青云,升官右迁。

    而高侍读的大驾就不同了,梁县尊觉得,如果能让高侍读满意,将来他回京之后,只要随意在高阁老面前夸自己几句,那自己的考评可不就一定是个“优”?

    要知道,高阁老可是兼着吏部尚书的,这天下铨务,尽在他手!对于一个区区七品县令来说,他让你升,你就必然会升;他让你降,你就一定会降啊……这谁敢得罪?反正梁县令不敢。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中,很早便有所谓三省六部,其中“三省”废置不一,但六部却一直稳定地保持至今,而六部之中最为特殊的,就是吏部。

    按照大明此时的规矩,京官见到自己的上级是不用下跪请安的,但是如果遇到了内阁大学士或者吏部尚书,则必须下跪请安。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何见到其他尚书不用下跪,而遇到吏部尚书就得下跪了呢?吏部尚书凭什么就能特殊得跟“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内阁大学士一样了呢?

    无他,权力也。

    因为吏部,它决定着大多数官员的前途。

    本书前文有述,自从内阁制度形成以后,内阁开始逐步侵蚀原来属于六部的权力(无风注:这里是指朱元璋废相之后、经过加强的六部权力),到了嘉靖朝,尤其是严嵩掌权以后至今,首辅的权威更是如日中天,除了没有“开府”,几乎与丞相无二。当然李春芳可能算是个例外……

    这种侵蚀有多严重呢?比如说兵部,如果没有内阁的同意,堂堂兵部尚书甚至都无法调兵——倘若一位边军将领接到兵部调兵令,他不会立刻执行,而是首先会问:可有内阁行文?

    如果没有,那可真真抱歉,“恕本将不敢奉调。”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除了吏部以外,其余的五部尚书在权力上都已经大大缩小。有明一朝,有的吏部尚书甚至不愿意入阁。因为自己入阁,如果排名靠后,那可能就是明升暗降,实际权力还不如吏部尚书。

    京官们每天面对各种大佬,对高级官员并不稀罕,但如果说是吏部尚书,京官们则称其为天官老爷。这是其他尚书远远达不到的,哪怕从名义上说,礼部才是第一,但从实际权力说,礼部连户部都不如。

    礼部尚书唯一的优势在于入阁相对比较容易,很多阁老在入阁之前,都会先挂名一下礼部尚书,然后举行廷推,顺势入阁——比如高拱当年也是这样。

    吏部何以如此权势熏天?因为它最主要的职能就是考核审定和任免各级官员。

    按照朝廷的规矩,四品以下的官员任免,由吏部自行决定。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需要内阁与吏部商议——注意,是与吏部商议,吏部仍然有很大的发言权。

    一般来说,四品以上的官员属于中高级官员。按照大明的官制,地方主官只有兵备道和位置重要的知府属于四品官。也就是说,那些知县、知州等官员,在吏部那里仅仅是一个数字。如果有官员得罪了吏部尚书,吏部可以在正常的工作范围内进行合理报复。

    譬如,把一个官员今年先调往云南,第二年立刻再调往辽东——怎样,爽不爽?你这一年的任期,有半年时间全耽搁在路上了!爷整不死你?还敢不听话么?不听话明年你继续给爷回云南。

    而高拱之所以连续几次请辞吏部尚书,原因也正是这权力实在太大:他本就是次辅,李春芳又不怎么敢管事,内阁实际上是他在当家,他还身兼吏部尚书,一旦要决定官员升降,哪怕是四品以上,也相当于他自己与自己商量——之前海瑞堂堂应天巡抚,还不是高拱说调职就给他调职了?

    这还得了!这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看来,可不就是“窃人君威福以自专”?这个罪名要是坐实的话,那可就是乱臣贼子了啊!

    所以高拱在这半年时间里,已经连续三次请辞吏部尚书之职,奈何皇帝执意不肯,那就没办法了。此时的高拱自己都不会知道,历史上他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正式上疏请辞吏部尚书足足八次之多,而皇帝根本不为所动。

    隆庆对高拱的信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高务实在京畿,对高拱的威势其实了解得反而不够,而梁梧梁县尊在地方上,反而对自己这位恩相的权柄体会得更加深刻。

    于是,这日中午,高务实刚刚顺着宣化马驿过了定兴县界,就看到了令他吃惊不已的一幕。

    原本他觉得自己“回乡备考”带着足足两百骑丁,已经是排场巨大了,谁料论排场,那还是地方官更牛逼——梁县尊一身官服笔挺,带着阖县上下官吏、衙役并乡绅耆老,外加不知从哪里雇来的群众演员,足足五六百号人,在驿道两旁列队欢迎。

    高务实直接目瞪口呆看傻了眼。

    “我操这是干啥……我他妈真的只是路过啊!”用外人听不见的声音,以文名享誉京师士林的高侍读,坐在马车里毫无风度的骂了一句。

    高务实此次南下新郑,既非奉旨出巡,也非高官省亲,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请事假回家”。

    显然,这种情况下当然是越低调越好,古往今来,谁请假回家办事还要大张旗鼓的?你是放着正当差事不办,却请了假处理私事啊!

    他带了两百骑丁随行,本来就不怎么低调了,可那还总算有个理由:我怕又遇见匪盗。

    另外,这些人毕竟是他自家的家丁,他作为少爷,想带就带了,别人也不好拿这个来说事。

    但梁县尊这么一搞,就过分了,这是生怕不够高调啊!

    所以高务实对梁县尊摆出的排场颇有些恼火,偏偏这火还发不得,因为人家毕竟是一番好意,自己要真是他的上官,那倒是可以摆个脸色,说些“本官素来不喜逢迎”之类的话,虽然这可能会伤了下属的脸面,却能维持自己的架势。

    上官嘛,当然是自己的脸面比下属的脸面重要喽。

    可问题是,高务实并非梁梧的上官,两人一个是京官中的京官、太子近臣,一个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官,可谓互不统属。

    而且认真计较的话,高务实这个“官”本就是个无品无级的编外分子,其本人也没有金榜题名这个重要资历,如果放在后世,妥妥的“临时工”一名,了不起就是雇佣他的老板硬扎了一些,乃是皇帝陛下。

    可不管怎么说,在梁县尊这个正经朝廷命官面前,他理论上来讲都只能算一介白身。如果一定要按照规矩来办,甚至见了面之后,高务实应该给梁梧下跪参拜。

    当然,前提是高务实不把他那件大红纻丝斗牛服穿着——这衣服乃是御赐,从规制上来讲,穿在身上在便意味着“超品”,自然能见官不拜。

    不过,也是碰巧,高务实为了避免某些麻烦,今天还真穿了斗牛服在身。

    于是当他下车之时,安肃县到场的各路人士一见这位高侍读,便齐齐倒抽了一口凉气。

    先一开始离得远,大伙全看成了大红蟒服,待高务实走近了些,才发现那龙头之上绣着弯弯的牛角——原来是斗牛服。

    可斗牛服也不得了,这飞鱼服也好,斗牛服也罢,都得看穿在什么人身上。若是个宫中內侍穿着,那无所谓,只说明这个太监在宫里混得还凑合,有时候御膳房的某位小宦官侍候得好,也可能被赏一件飞鱼。

    若是武官就更无所谓了,别说锦衣卫个个都穿飞鱼,就算某些守备、参将,只要立下战功,朝廷又不想封赏你其他东西,也可能赐个飞鱼、斗牛之类的,权当是个荣誉。

    可飞鱼、斗牛如果出现在文官身上,那就不得了了,错非是立下大功,或者极得圣眷,否则基本不可能。

    毕竟,文官本就地位尊贵,再赐以龙纹(蟒、飞鱼、斗牛皆龙纹变种),岂是武臣內侍可比?

    梁县尊先前也是一怔,然后立刻笑呵呵地上前,大声道:“高龙文服龙文,既书龙文,何必鞭影。”

    高务实没料到这位“师兄”会来这么一出,略微一怔,继而也露出微笑,同样高声作答,道:“梁青桐似青桐,已立青桐,终有凤踪。”

    原本安肃县当地耆老乡绅对于这位年幼的太子伴读并不当回事,但见梁县尊一见他便出了一对,而他只是略微诧异,立刻便对答出来,并且应情应景,这才纷纷暗道:难怪人家这点年纪便能做得太子伴读,原以为只是不知真假的写了一本《龙文鞭影》,谁料还真是个神童!

    梁梧与高务实这一对上下联,说起来只是互相吹捧:

    梁梧称高务实为“高龙文”,是因为高务实以《龙文鞭影》享誉京畿士林,所以“高龙文”是个尊称。他的全对意思也不难理解,无非是说你高龙文身上穿着也是龙文(斗牛服),既然有写《龙文鞭影》的本事,又何必需要什么“鞭影”?

    言下之意,就是以你这样的才华,穿龙文正好合适,意指高务实将来必为大官,所以这次回乡考试不过轻而易举。

    而高务实的回答当然也只好花花轿子人抬人,说他梁青桐就如同梧桐树一般,既然已经是梧桐树了,还怕等不到凤凰的踪迹吗?意思是,你的本事如此了得,迟早会有慧眼识珠的大人物欣赏的。

    这一对,如果单以对联好坏而言,其实一般,因为按理说龙对凤才是正理。但由于这一对限制太大,梁梧把高务实直接点名,高务实只能以他的名或字来回应,这就限死了对句——梁梧字青桐——于是龙与凤注定无法正对,只好摆在后头,拿凤踪来对鞭影。

    但字面虽被限死,高务实这一对的意思却堪称上佳,众乡绅耆老中也多有读书之人,听后也不得不点头。

    最起码,这位高侍读的反应足够快,意思足够好,加上他的年龄摆在这儿,如何当不得一句“神童”?可见人的名树的影,盛名之下无虚士,《龙文鞭影》看来的确不是别人捉刀代笔,我大明果然人才辈出。

    “小子不过回乡备考,路过师兄治地,本就担心叨扰师兄清净,师兄怎的还这般……劳动诸位贤良,真是愧煞小子也。”高务实虽然心中不喜,场面话却绝不肯落了后,是以不等梁梧开口,便朝来迎他的乡绅耆老作了个四方揖,以示告罪。

    众人见这位身着斗牛服的太子伴读说话倒也谦逊,心里的不满略略减弱了许多,暗想:此子年纪虽小,却也是个知书达理之人,想来此前必然不知梁县尊会如此做派,此事原是他这位县尊师兄的不是,倒也不能怪他,既如此,也就罢了。

    几位安肃县的头面人物纷纷拱手致意,示意无妨。梁县尊也笑了笑,道:“贤弟远来辛苦,愚兄已经在县里备下薄宴,偏远荒地,远比不得京师,贤弟可千万不要嫌弃。”

    咦,你倒是挺会顺着杆子往上爬,这就贤弟了?

    不过事已至此,高务实也只好笑着道:“当不得师兄这般大费周章,如今天气寒冷,劳诸位久候了,小子心中着实惭愧——咱们这便去吧。”

    安肃县并非上县,确实只算是个小地方,这顿宴席虽然看得出必然是梁县尊尽量操办,但在高务实眼里也就那么回事了。

    当然,他来安肃本来就只是顺便拜访,略示礼敬罢了,又不是单纯来混顿饭吃,倒也不甚在意。

    只不过,由于高务实这个主客年幼不能饮酒,这顿饭也就更加显得没滋没味,很快便宣告结束。

    梁县尊把阖县上下的头面人物都找来,其实说穿了就是要个场面,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背景之强,高务实心里清楚,但也懒得点破。

    待到散席,众官吏和乡绅都已纷纷离去,只余梁梧与高务实师兄弟二人,高务实便借口还要赶路,也打算告辞离去。

    谁料梁县尊连忙挽留,道:“贤弟来我安肃,岂能只吃一顿便饭就走?这要是传将出去,愚兄这张老脸还往哪放?怎么也得多盘桓些时日,好让愚兄略尽地主之谊。”

    哦?你也知道自己是一张老脸,那为何还一口一个贤弟,把我都叫老了!

    这位梁县尊是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当时他就将近三旬,此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做高务实他爹都绰绰有余,虽然大明官场排资论辈自有讲究,非以年龄相论,但被这样一位老大哥一口一个贤弟叫着,高务实还真有些别扭。

    至于多盘桓些时日,那更是说笑。本公子是要回乡备考去的,中途还要顺道在安阳落一落,看能不能把三伯交待的那件大事给办了,哪有时间在你这里耽搁?

    于是高务实果断表示自己非但要赶回新郑备考,而且此番来京,算来已经将近一年。此次回乡已经提前派人通知新郑,想必如今母亲在新郑已是望眼欲穿,自己身为人子,恨不得立刻回家尽孝,只好谢绝师兄的好意了。

    古人首重孝道,乃有“百善孝为先”之说,高务实摆出母亲大人,梁县尊果然语塞。

    不过梁县尊倒也不是真的非要留高务实在他这安肃小地方做客,毕竟他主要的目的还是借高侍读和他身后那尊大神的名头给自己壮威,既然高务实一定要走,他也没办法强留。

    但梁县尊还有一件事,必须得麻烦一下高侍读。他左右看了一眼,稍稍压低声音道:“贤弟,不瞒你说,愚兄还有一件为难事,必须向你请教。”

    高务实有些意外,道:“师兄客气了,小弟德薄才浅,哪里当得起师兄请教二字?师兄但有所问,小弟勉力回答而已。”

    梁梧连忙先谢过了,然后才沉吟了一下,苦笑道:“恕愚兄冒昧,不知贤弟可曾听过徽州府那件人丁丝绢案?”

    “徽州人丁丝绢案?”高务实怔了一怔,这件事之前高拱跟他谈过,他还给高拱出了点主意[无风注:读者朋友如果已经忘了这个伏笔,可以参看第一卷“小阁老”第084章“务实回府”和第085章“官场百态”],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他都几乎要忘记了。

    而且,徽州人丁丝绢案跟你梁县尊有什么关系?人家那是南直隶,你这安肃县可是在北直隶啊,两者相距几千里路呢!

    不过,对方既然问起,高务实也不想太敷衍,便微微点头,答了一句:“三伯与我谈起过此事。”

    梁梧闻言大喜,忙问:“师相竟然专门谈起过此事?不知……师相对此事有何考量?”

    高务实略略皱眉,不紧不慢地问道:“此事,与师兄你似乎并无什么关系吧?”

    “呃,这个……”梁梧略微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坦白,于是略有些尴尬地道:“不瞒贤弟,愚兄手底下的有些人,实在有些糊涂……前几天,他们在县里发现一名外地人行为诡异,于是带回县衙问话,谁料那人竟然是徽州人丁丝绢案中的关键人物……此人名叫帅嘉谟,不知道贤弟可有印象?”

    帅嘉谟?

    有印象啊,而且印象十分深刻呢,这不就是那个“多管闲事”的数学和法学双料人才、一手搅起此案的那位老兄么?

    高务实皱着眉头,道:“记得一些……不过帅嘉谟不在徽州,跑来安肃作甚?而且,师兄你的人抓他做什么?”

    梁梧苦笑道:“这事虽然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但从大明律来讲,他们也不是肆意妄为,实在是因为那帅嘉谟如今乃是徽州逃犯,安肃虽非徽州治下,却也不好明知故纵,既然碰上了,只能先拿了他。”

    高务实诧异道:“他怎么成了逃犯?此人算起来,应该是本案的原告才对呀。”

    梁梧叹了口气,道:“原本应该是如此,但后来……对了,贤弟你对这件事究竟知道多少?”

    “我嘛……”高务实略微回忆了一下,沉吟道:“我所知道的,就是帅嘉谟发现歙县交了两百年的人丁丝绢税有异,于是越级上报给了应天府,时任应天巡抚海刚峰发文要求徽州府详查。不过,由于后来海刚峰另调他任,其他五县失了震慑,便纷纷表示要准备来年朝觐,已经停止办公,想把事情拖延下去。而徽州知府段朝宗大概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没有再就此事有什么回应。”

    他这么说,自然是不想把自己给高拱的建议透露给梁梧——因为他提了建议之后便没有再过问此事,也不知道高拱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实际上,高拱接受了高务实的建议,已经去信南直隶,隐晦地表达过一点自己的态度。不过,这个年代的通信效率太低,这事情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新的变化,高务实就不清楚了。

    梁梧见高务实的确知道此事的前半段,松了口气,但面色仍然全是苦笑:“看来贤弟的确有所不知,这事情后来又起了新的变故。”

    “哦?”高务实稍微来了点兴致,问道:“什么变故?”

    梁梧道:“此事说来话长,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都没有对此有所回应。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才由绩溪县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而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

    高务实微微皱眉,思索着问道:“教谕?这种事为何是教谕出面回应?他们县令呢?”

    “教谕?这种事为何是教谕出面回应?他们县令呢?”

    面对高务实这一问,梁梧立刻露出笑容,赞道:“贤弟果然聪慧过人,此一问,当得上是一针见血!”

    高务实笑了笑,没回话。想他高某人当年也是县里一把手的秘书出身,平时县委的公务实际上大部分是他在处理,老书(记)多数时候只是掌个总、拍个板,他要是没有点“理清头绪抓重点”的能耐,不早就被人顶替了?

    只是这一世,他毕竟没有亲自去县衙这个级别的衙门混过,不知道具体和后世有多少区别,所以只能问到这一层。

    而梁梧在赞了一句之后,立刻答道:“之所以这绩溪县的申文是由教谕出面回应,其实正是反应绩溪县对此事的态度: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所谓徽州人丁丝绢案,本身不是一个律法上的问题,而是道德上的问题。”

    这句话高务实就有点想不明白了,皱眉道:“税负分摊是道德问题?何以有此一说?”

    “税负分摊本身自然不可能是道德问题,绩溪县这是另有所指。”梁梧朝旁边站着的师爷招了招手,才继续对高务实道:“贤弟,愚兄这里有绩溪县那篇申文,你看过之后必然明白。”

    张师爷连忙躬身上前给高务实递过一纸文章,高务实接过细细看来,发现这位教谕果然不愧是读书人,虽然比起帅嘉谟当初的那篇雄文,他的这份申文干货不多,但刀笔暗藏机锋,也算是颇有手段了。

    文章一开篇,杨教谕也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可见能在官场上打滚的人物,政治觉悟都不算太低——“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

    口号喊完,画风就陡然一变,先是大骂帅嘉谟“变乱国制,罔上虐下”,实在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当年嘉靖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骂了半天之后,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即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不过呢,他又解释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责成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八千七百八十匹给南京承运库。所以这件事究其根源,本就是歙县自己的错误所导致,跟其他县没有半文钱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一直到嘉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该歙县单独交。于是此后三十多年,风平浪静,大家相安无事。谁知道如今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无视上级领导的英明决断,偏要兴风作浪。

    高务实当年大学主修法律,所以他看到这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如果大明执行的是判例法,那么这个案子的确就可以按照前徽州知府冯世雍当年的判决定案了,帅嘉谟再如何舌绽莲花也是百搭。

    但问题在于,中国历朝历代虽然根源上来讲是个人治社会,但如果要从法学角度来看,其执行的却始终是成文法,而不是判例法。

    所谓判例法,就是后世英美所执行的法系,法官可以根据以前的法官对相同或相似案例的判罚来断案。

    而成文法,又叫大陆法系、中华法系等,如法国、中国就是其中代表,特点是不管什么案件,作为法官,都必须按照正在执行的法律法规去抠条目,去一一对应,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以前的案例跟你手头的案件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能按照当前的法律法规来对应判案。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距大明隆庆四年,已经两千多年了。

    所以,杨教谕这篇文章虽然好,但高务实认为从道理上来看,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高务实之前和高拱已经细谈过此事,他记得当时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八千七百八十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两万零四百八十石,跟歙县拖欠的九千七百石根本对不上号。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

    可见杨教谕学问虽然好,可到底是个文科生,这笔数字账只怕是没算明白。

    不过这不要紧,因为文科生虽然算账的本事值得商榷,但煽情的能耐却毋庸置疑。

    杨教谕在文中动情地说道:“我们绩溪乃是个下县,方圆不过区区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的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能得六万多石。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竟然还有帅嘉谟这等狼心狗肺之徒,想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试问还有天理吗?”

    这还不算晚,他哭诉完之后,又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建议”,说“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

    高务实看到这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原来杨教谕前面那些话,其实都可以看做废话,真正的文眼,却在此处。

    别看这句话貌似谦卑,实际上却隐隐带着威胁,只要反着读,意思就很明白了:如果您如果不照原样征税,难免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哦!

    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明显是五县之共识。也就是说,如果此事最终不能有一个让他们满意的结果,将会是整个徽州府阖府大乱。

    明年就是朝觐考察年,段知府,您老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高务实伸出手指轻轻弹了弹手里的稿纸,半眯着眼道:“梁师兄,这位杨教谕……倒是深悉官场真谛,这拿民变威胁上官的手段,玩得很溜嘛。”他说着,也不等梁梧说话,自顾自又道:“我猜,徽州府看过这篇申文之后,一定是心领神会、没有下文了?”

    梁梧大吃一惊,恍如看怪物一般看着高务实,又下意识瞥了旁边的张师爷一眼,这才吞了一口口水,声音干巴巴地道:“高侍读你……真是法眼如炬。”

    好嘛,这就吓得连贤弟都不敢叫了。

    梁县尊是真的受了点惊吓。与此前很多初识高务实的人一样,他们可以接受高务实“神童”的说法,毕竟大明的神童委实层出不穷,哪一朝要没出几个神童,反倒是稀奇事。

    可是这些神童,都是“神”在思维敏捷学问好,却没见过高务实这种,不仅学问好,而且还能洞悉人心的。

    洞悉人心,那不应该是老狐狸们的本事吗?

    显然,这些人不知道后世民国时期有一世外高人曰李宗吾者,作得一门学问,其名为厚黑学,而高务实穿越前因要混迹官场,自然是此学问的精心研究者之一。

    想那厚黑学乃是封建官场之要义精华,高务实以此学为宗,大明官场中这些蝇营狗苟,又如何能逃他之法眼?

    在他看来,杨教谕这一手玩得不仅溜,而且很有分寸。因为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那就行同谋反,未免太过线了,一个弄不好,反而引起段知府反感,倘若此人是个倔脾气,没准给他们来个鱼死网破,看看到底是我知府老爷厉害,还是你们这些县衙小吏能耐。

    可是,现在其余四县不吭声,只推出最小的绩溪县在前头说话,那就不同了。绩溪乃是个真正的下县,地方也小,人口也少,再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可是他们这样一闹,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

    都说民不与官斗,但其实这也是个相对论,若是民闹得太厉害,官也是怕民的。所以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双方保持着默契的均势,谁也不会逾越那条底线。

    所以我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都是以维稳为主,以不出事为政绩,至于讲不讲道理,那反而是个次要问题。

    而下头的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先不管有理没理,且嚷嚷一阵,把事态搞大再说。因为事态越大越不容易吃亏,闹大了,官府为了息事宁人,就往往法不责众,按闹分配。

    这些道理虽然梁县尊现在明白了,可他却是在张师爷的耐心解释下才明白透彻的,而高务实这个小小孩童,又不像张师爷这样常年在各个县府衙门靠这些本事混饭吃,他是如何一眼看穿的?

    所以梁县尊真的怕了,一时之间望向高务实的眼神里都带了点畏惧之色。

    不过,高务实此刻心里不光是记挂三个月后的童子试,还记挂着自己去安阳的事情,实在没什么心思跟梁梧在这里耽搁,于是直接道:“那就是说,徽州府方面果然被我说中,打算用一手拖字诀,把事情给拖黄了?可若是如此,那帅嘉谟又怎么会沦为逃犯?”

    经过刚才这么一下,梁梧面对高务实就有些不敢像之前那么随意了,闻言连忙道:“问题就出在那个帅嘉谟发现徽州府没有下文之后,仍然不肯放弃上……”

    于是梁梧又继续把事情转告给高务实。

    原来,当事人帅嘉谟左等右等,始终等不到徽州府的下文,不禁急了,心说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这里头的问题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这里头的关键在于,帅某人只会做数学题,而不会做政治题;杨教谕则正好相反,他数学题虽然做得错漏百出,但政治题能做成满分卷!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泰否。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本案,肯定是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他要是活在二十一世纪,一定是个极好的程序猿,找BUG专业户。

    于是程序猿帅某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居然还真的发现之前的呈文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

    国初时,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人丁丝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夏税生丝”这个科目,到底是怎么被改成“人丁丝绢”的呢?

    高级程序员帅某人觉得,只要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就一定呼之欲出。

    于是精神大振的帅嘉谟挽起袖子,又扑入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

    这次的调查,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被帅嘉谟真的找到了线索:奥妙,出自征税科目上。

    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后世的对账单,那堪合上面写的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

    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丝绢”,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交纳,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应该默认是六县均摊。

    但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丝绢”这个科目没了。只有在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了一个“夏税生丝”。

    于是,帅嘉谟顿时明悟过来,这其中的手脚,已经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

    但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解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这只雀的巢。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由歙县独扛。

    可怜歙县百姓毫不知内情,辛辛苦苦独交了两百年的税,却不知道他们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帅嘉谟知道,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

    而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于是乎,歙县一口气交了近两百年“人丁丝绢”,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喜当爹:给别人养了两百年的崽。

    帅嘉谟目光炯炯,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胥吏从中舞弊!

    这个猜测并非是凭空臆测。在大明的体制里,地方官员流转频繁,一个职位上坐几年就走了。而那些地方庶务,比如钱粮刑名之类,则被专业的胥吏所把持。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职务世代相传,又掌握着专业技能,外人根本弄不明白,上下其手的空间很大。

    尤其是钱粮一道,更是重灾区,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手段高超的胥吏,甚至能“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鄢”,你说这得多牛逼。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

    所以这一招鸠占鹊巢,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

    既然真相大白,那么事不宜迟,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

    人,可以不追究,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但事做错了,却必须得拨乱反正。

    同时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人丁丝绢”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而现在单独让歙县交纳,难道其他五个县,竟然全是空城,一个人都没有吗?

    隆庆四年九月二十五,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俯赐决议,申详改正”。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去,却依旧毫无动静。甚至,徽州府这次干脆连回复都没有,完全置若罔闻。

    程序猿到底不如公务猿懂官场,帅某人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他数学题算得准不准,而在于徽州府从知府到知县甚至更多人的乌纱帽戴得稳不稳!

    事情到了这一步,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却没有退缩。这个耿直程序猿,意识到自己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之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进京上访!老子要告御状!

    是进京告御状这种行为,在后世也有,不过名字略有变动,温和了很多,叫做上访。

    但不管是告御状还是上访,总之这种事情,古往今来都是地方官最为深恶痛绝的现象,而做这种事的人,也毫不例外被地方官视之为刁民。

    高务实前世对于上访群众其实也是颇为头疼的,但好在他当时并不负责接待上访群众这一块的业务,毕竟那个年代好歹有个信访办,又有所谓县长信箱之类的渠道,一般而言不会闹到他们县委去。

    后来他到了镇上,由于盘口变小,他又勉强还算是个“有志向”的年轻干部,倒也没干出什么天怒人怨的坏事,所以他的群众工作仅限于调解了几次乡民之间的集体纠纷,并没有闹到群众上访那般严重。

    因此,他对于上访这件事,还算看得开,至少会看一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再说,而不是二话不说先拿人——危机公关其实也是一个优秀秘书所要做的功课。

    不过很显然,大明朝的官员们大概对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有太多切身体会,更没有什么危机公关这种意识,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比较简单粗暴了。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放在别的地方可能比较惊世骇俗,但若是在徽州,其实还真不算十分特别。

    因为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剽悍。当然这个“剽悍”不是说他们跟戚家军最喜欢征兵的义乌一样,矿区较多,当地百姓动辄打架群殴,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认为打官司不论有理无理,总之都是丑事,而爱打官司的人,则会被当成“刁民”。而历来地方官考评,也总是以“涉讼事少”作为一地民风是否淳朴的重要标准之一。

    然而徽州人的做派,就很不和谐,倒是和后世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时人形容为“事起渺怒,讼乃蔓延”,并用了一个特别精辟的词来总结:健讼。

    相当于说不仅爱打官司,还特别能打,但凡有点什么事,衙门走起!

    高务实听梁梧介绍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梁梧只当他是笑话徽州人,也跟着赔笑。其实高务实还真不是嘲笑,他只是忽然觉得好笑:原来我大明居然还有这么一个颇具法治精神的地方?

    两人笑完之后,梁县尊继续介绍情况:正是由于徽州当地大量的诉讼,让徽州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打起官司来唇枪舌剑,在诉状上经常互相攻伐,精彩纷呈。以至于每一任徽州主官,都觉得“你们是本官带过最刁的一届刁民”,对此头疼万分,以难治而闻名。

    不过究其根源,这民风倒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其实早在南宋时,徽州出身的朱熹就曾经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以力服,而易以理胜。”——你打我,是不能把我打服气的,有本事咱们讲法律、摆道理,说得过我,你才是爷。

    其实从这个角度说,徽州人这个习惯其实挺“君子”的。

    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于是毅然决然赴京上告,这个做法,是十足的徽州范。

    然而不管你这范那范,坏了官老爷的好事,都只能是死人范!

    徽州府方面,连带其下六县,对于帅嘉谟这个不知死活的讼棍终于忍无可忍了。

    你这厮好不晓事,先前越级上报给应天巡抚、巡按两院,咱们看在海刚峰的面子上,也就懒得计较了,现在海刚峰都走了,你的胆子居然还更大了,敢上京告御状?

    再不教训教训你,你怕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尤其是,徽州知府段朝宗忽然接到了他的上司徽安按察使——全称是整饬徽安等处九江卫所兵备按察使——的一封私信,该兵备在信中向他表示:有人把徽州人丁丝绢案悄悄上报给了京中某位阁老,该阁老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表达了一个意向,大致意思是此案涉及税制,该地方何以久未查实?

    这里顺便提一句,徽州府正巧是新安卫的卫所驻地,所以兵备道管他们理所当然,而且兵备道本身也是文官。

    段朝宗区区一个知府,得知此事被阁老重臣关注,自然心急如焚,但最麻烦的问题在于,这位阁老没有表明立场,他只是说“为什么事关税制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久还没查清楚?”

    这个说法让段知府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单从这句话来看,该阁老对此事本身没有明确的立场,他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地方办事效率太差!

    呃,效率嘛,是差了点,但那还不是因为想把事情给拖黄么?

    不过,既然闹得都有阁老关注了,那这件事就不好继续拖着不办了,得想法处理。

    只是,此前的那个因素依然存在:如果按照帅嘉谟的提议来办,徽州府屁好处都捞不到不说,还一下子得罪六个县,甚至有可能激起民变。

    段知府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的乌纱帽比那些什么公理道义之类的玩意值钱得多,所以激起民变这种事绝对不能发生,即便这事情真发生的概率很小,多半只是六县的威胁,也不能视而不见,轻忽大意。

    那么,就只能坚持人丁丝绢税继续由歙县独自承担。

    可既然如此,那就绝不能容许那个叫帅嘉谟的讼棍继续上蹿下跳,无事生非!

    于是,徽州府立刻发牌给歙县,要求歙县即刻传唤原告帅嘉谟至徽州府过堂问案。

    但此时帅嘉谟已经出发北上,并不在歙县境内,歙县方面找不到人,只好回复徽州府说原告失踪。

    这下子麻烦就大了,徽州府震怒之下要求歙县找人,歙县方面本来想隐瞒一下帅嘉谟的行踪,此时也不敢再瞒了,只好回报上官,说帅嘉谟已经启程北上准备告御状了……

    徽州府原本就想赶紧把案子定下来,结果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自然又惊又怒,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直接发牌给北上这一路的各同级衙门,请他们协助捉拿帅嘉谟到案!

    “所以,安肃县是因为收到了保定府的协助徽州府捉拿帅嘉谟的发牌,所以把这人给抓了?”高务实终于搞清楚了来龙去脉,朝梁梧问道。

    梁梧略有些尴尬,道:“是……但也谈不上捉拿。其实徽州府的发牌,只能说是传唤帅嘉谟到案开审,咱们安肃县只是碰巧遇到,就把他暂时留了下来。”

    高务实没有纠缠这其中的差别,只是问道:“他现在人呢?”

    “呃……”梁梧挠了挠头,小心翼翼地道:“在牢里。”

    高务实皱了皱眉,朝梁梧望去:“那就是说,还是把人家当人犯看了?”

    梁梧心中一紧,慌不择言地道:“此乃手下人自作主张,下官一时不察,忘了处置……”

    “师兄说笑了。”高务实立刻摆了摆手,打断道:“小弟虽有官名,其实不过一无品无级的闲人罢了,怎算得上师兄你的上峰?”

    梁梧闻言一怔,自己也在心里诧异:对啊,他可不是我的上官啊,就算是师相的侄儿,可我梁青桐也是正经金榜题名过的人物,堂堂一县之尊,我为什么要怕他呢?

    但想归想,他自己仍然知道,刚才高务实朝自己看过来的那一霎,自己的确是心头一颤,那真的是一种畏惧。那神情,那眼色,就仿佛跟自己说话的根本不是个不到十岁的孩童,而是久居上位、文渊阁里坐堂的阁老一般!

    见了鬼了!我这小师弟身上,难道是天生而来的官威?

    幸好他心里这番思索高务实并不能知晓,要不然定会嗤之以鼻:哪有什么天生而来的官威!这不过是个心理学上的问题罢了!

    首先,今天这档子事明显是梁梧有求于他,虽然高务实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梁梧所求者究竟是何,但不管求什么,有求于人本身在心理上就会处于弱势地位。

    其次,高务实没有什么有求于梁梧的地方——此前让他帮忙拨给县学一些教学经费,那本身就是县里该做的,高务实又不指望那笔钱吃饭,而且他今天来此,已经是给梁梧造势的表现了,就算此前欠了他一点人情,现在也早已还完。

    最后,高务实的神情动作,的确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毕竟也要看看他平日里都是跟谁在打交道?皇帝、太子、阁老、国公、侯爷、司礼监大太监……最次也是太子的日讲官们。

    所以,他面对梁梧这个县令的时候,其神态动作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所谓“上位者”的感觉。

    这几个条件加在一起,梁梧面对高务实的时候,当然就有些紧张,而当高务实由之前的客气忽然变得似乎语带不满,梁梧也就下意识的慌了一下。

    说穿了就是这么一文不值,但梁梧此刻没时间细想,所以越发觉得自己面前这位小师弟定非寻常之辈。

    高务实见他诺诺不语,还以为自己话说得重了点,为避免尴尬,便把话锋一转,道:“既然只是督促他回去开审,押在牢里终归有些不合适,还是把他放出来吧。另外,这件事与你关系不大,师兄不必太挂怀。”

    高务实说到这里,微微一顿,补充道:“小弟知道师兄担忧什么,不过师兄大可放心,一条鞭法的事情,现在和北直隶这边还扯不上太多干系,朝廷目前的注意力在南直隶,那边钱帛广盛,有推行一条鞭法的经济基础,而北直隶毕竟紧邻京师,却是不能轻易施行的。”

    说实话,高务实指点他这一句,自己都觉得有些过了,因为梁梧在高拱的门生弟子里头实在排不上号,这种国家大政没有必要和他解释,他要是自己政治敏锐性够高,就应该自行领悟,如果不够……那也没法。

    只是,毕竟人家一个正经进士老爷出身的县尊,在自己面前如此客客气气、规规矩矩,总还是要给人几分面子,所以才提点一二,至于他能不能听懂,那就不关自己的事了。

    梁梧听高务实这么一说,果然松了口气,忙道:“是是是,本县明白了。愚兄这就把人放出来……”但他说到这里,忽然又有些迟疑,问道:“不过,这人要是再跑了,不肯回徽州怎么办?”

    跑,不重要,重要的是万一他仍然坚持进京告状怎么办?到时候保定知府在徽州知府面前失了面子,自己这个保定知府麾下的县令,岂不是也可能恶了上官?

    高务实一听就知道他的担心,有些无奈地道:“你只要跟他把道理说明白,不就行了?左右你也没有关押他的权力,保定知府还能因此怪罪你么?”

    梁梧苦笑道:“师弟有所不知,倘若是一般情况,当然无所谓,可是本府府尊与徽州府尊二人乃是同乡加同年……”

    那你的运气可真是够差的!

    高务实听了也不禁有些无语,想了想,道:“得,小弟这次就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师兄你把那帅嘉谟带来,我把他带出安肃县,至于最后他是回徽州还是继续进京,那都不关师兄你的事了。”

    梁梧大喜过望,连忙谢过,然后又有些担忧道:“不会连累贤弟吧?”

    “连累我?”高务实哈哈一笑:“我又没犯法,怎么连累?那徽州府也好,保定府也罢,还能拿这事弹劾我不成?又或者,他们派人抓我?我借他们十个胆子,看他们敢不敢!”

    梁梧听得暗暗咋舌,不过也不能不承认,这位小师弟还真有说这话的底气。别说人家有个帝师次辅的三伯,就算只凭他自己的身份,想那徽州府也不可能有胆子在他头上动土——他头上的是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固然年幼无权,可架不住他那皇帝老爹是个宠子狂魔啊!你区区一个徽州知府也敢动我儿子的人,你怕不是想去云南走一遭?

    放下心来的梁县尊终于有了决断,马上派人去把帅嘉谟给提了过来。

    高务实对这位沉迷数学和法学的“讼棍”颇有些兴趣,想看看到底是怎样一个傲骨铮铮的好汉敢做出这般事来。

    却不料,没过多久,一个年仅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甫一进门,直接扑上前来,一个头磕在地上,口中大喊:“青天大老爷救命!”

    救命?

    高务实怔了一怔,下意识朝梁梧望过去,那眼神中的意思分明就是:你梁县尊到底怎么虐待他了,吓得他一上来就喊救命?

    谁料梁梧也是一头雾水,满脸的莫名其妙。

    梁梧确实没有虐待帅嘉谟,他又不是傻子,本府府尊和徽州府尊是同乡加同年不假,可这帅嘉谟毕竟不是正经逃犯,他安肃县令更不是人家的当管。

    至于他的人把帅嘉谟给拿了这事,原本就有些误会在里头,可不是他梁县尊非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当然,拿了之后,由于梁梧作为地方官,心里多少也觉得帅嘉谟这厮有些多事,所以对于下面的人把帅嘉谟关押在牢里这事,也就没出声,多少有点让帅嘉谟知道“官威不可犯”的道理。

    可是,这都不代表梁梧要对帅嘉谟用刑或者虐待——他丝毫没有这样的动机,甚至没有这样的权力。

    因此帅嘉谟这一句救命喊出来之后,面对高务实质疑的眼神,梁梧顿时怒了。

    在帅嘉谟这个多事讼棍面前,梁县尊的态度可就不像对高侍读这般小心翼翼。他一拍桌子,把眼一瞪,怒斥道:“帅嘉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救命?本县要害你性命了吗?”

    “啊?小民不是说县尊老爷要害小民,实在是……有其他人要害小民,求大老爷救命!”帅嘉谟这时候悄悄抬起头,谨慎地朝上座瞥了一眼。

    这一眼瞥过去,帅嘉谟心里猛然一怔:怎么坐在客座上首的是个穿大红纻丝斗牛服的少年?这少年是何来历?如此年纪,便可服大红斗牛,难不成是某位小公爷、小侯爷?

    可是,也不对啊,小公爷小侯爷按例都应该是挂名在锦衣卫当差,身穿飞鱼才是正理,就算陛下别有赏赐,那也应该是着武官常服、打麒麟补子,以示圣上嘉赏,哪有转而往下穿斗牛的道理?

    可若说是文官家中出身,就算他是因为祖辈父辈的功劳而恩荫了官职,那也只是有官职在身罢了,不可能恩荫一件超品斗牛服穿戴呀。

    这是何理?

    “谁要害你?”梁梧见高务实不说话,只好开口问道。

    帅嘉谟心中疑惑,却不敢多问,但梁梧这一问,他也不好回答,只好迟疑着道:“这……小民也不敢断定。”

    哪里是不敢断定,分明是不敢说罢了,梁梧又不傻,自然听得出来。

    只不过,要是高务实不在场,他倒可以装傻充愣,现在却不行了,这位小师弟一看就是个比鬼还精的,哪能糊弄得过去?

    “帅嘉谟,你要真想有人救你,就实话实说!本县也不瞒你,你面前这位,乃是当朝高阁老之侄,以《龙文鞭影》一书名扬四海的太子伴读高公子,尊讳务实,你若真有冤屈,高公子自然会为你主持公道。”

    高阁老的侄儿?太子伴读?《龙文鞭影》的作者?

    帅嘉谟虽然正学比较一般,但也有生员身份,只是没混成廪膳生,不过一个增生罢了。但增生毕竟也是生员,也是正经读书人,歙县方面近来也有《龙文鞭影》传入,他也有所了解,闻言连忙道:“不知是高龙文当面,小民失礼之极,万乞海涵。”

    帅嘉谟这一声“高文文”叫出口,高务实马上注意到他身上的服饰正是生员衫,宽袖皂缘,皂条软巾垂带。

    “帅嘉谟,你是生员身份?”高务实忽然发问道。

    “回高侍读,小民乃歙县增生。”帅嘉谟连忙答道。

    高务实笑了笑:“既有功名,何不早言?如此形象,未免有损斯文,且起来说话吧。”

    帅嘉谟下意识看了梁梧一眼,梁县尊把脸一沉:“你本是歙县书吏,原本也算官府中人,徽州府衙发了宪牌让你到案,你却还跑到北直隶来,这里头原本是有个蔑视上官之罪的……但高侍读见你也是读书人,特地恩许你站着回话,那你便起来就是。”

    帅嘉谟见梁梧说话的时候虽然官威堂堂,但一双眼睛总是朝高务实瞟去,心里哪里还不明白这二位到底谁说了算?

    当下他的口风就有了变化,站起身拱手躬身一礼,道:“谢高侍读,谢梁县尊。”

    高务实嫌梁梧摆官威有点浪费时间,干脆接过话头,直接问道:“你方才所言救命,究竟是因何而起?”

    “此事说来话长,小生本是歙县书吏,因发现歙县一笔人丁丝绢税有异……”

    高务实打断道:“此事我已详知,你不必复述,就说你徽州府发出宪牌要你到案之后的事吧。”

    帅嘉谟一怔,却连忙道:“高侍读,你误会了。小生是离开徽州之后,徽州府才发出宪牌的。”

    高务实呵呵一笑,问道:“既然当时你已经离开徽州,你又怎知徽州府发了宪牌要你到案?”

    帅嘉谟心中一凛:这位高侍读年纪虽小,思虑却是周全。

    他忙道:“高侍读容禀,小生原本是走水路,打算先北上池州,从池州上船去镇江,然后沿运河北上。不料才刚到池州,便发现池州府已经得了徽州府快马传讯,要求协拿小生回徽州到案,只是……”

    “只是你觉得,你这一回去,徽州府定然无视你此前的种种证据,强行断案,把此案定性为你无中生有,所以即便你知道徽州府已经发了宪牌,仍然一意孤行,要北上京师,是这样吗?”高务实淡淡地问道。

    帅嘉谟变了脸色,一时不知道高务实的立场,但心里已经凉了大半,怔了半晌,才叹了口气:“是。”

    别说帅嘉谟,便是梁梧也有些诧异,此前自己这位师弟虽然也没有表露明确立场,但似乎并没有对帅嘉谟的行为有明显的反感呀,为何一开口就把帅嘉谟逼成这样?

    高务实却不解释,反倒盯着帅嘉谟看了一会儿,才又开口道:“即便徽州府有断案不公的可能性,但那毕竟还没有发生,眼下他传你过府到案,于情于理都没有问题,你有什么理由置之不理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一做,其性质与畏罪潜逃也相差不远了。”

    帅嘉谟张了张嘴,最终却没有说出话来。

    高务实轻哼了一声,又道:“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如果你到案的话,事情最糟糕会是怎样。”

    他轻轻敲了敲桌子:“如果你到案,徽州府顶多判一个查无实据,人丁丝绢税依旧由歙县来交。而你,虽然是‘弄错了’账目,了不起也就是一个能力不足,但清查本县账目本来就是你的本职,徽州府便是再不满、再蛮横,也不可能因为你算错了帐就要了你的人头,最多便是让歙县衙门把你开除。”

    帅嘉谟咬了咬牙,但没说话。

    高务实却笑了笑,继续道:“看来你对我这个判断本身没有异议,这很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接着分析。”

    “假设,徽州府仍然坚持该税由歙县独交,而你却被开除,接下来呢?接下来,你可以光明正大地去找徽安兵备上告——他是归按察司管的,司法刑名这一块他不能不管。好,即便他也跟徽州府一样断案,你还可以继续找应天府抚按两院——哦,我知道,你想说应天两院你找过了,没用,是吗?可是,此时你已经是个自由人了,你不在官府当差,也不涉案,你就算信不过应天府,这时候你要进京告御状也好,怎么样也罢,谁能拦你呢?”

    帅嘉谟愕然呆住,他还真没从这个角度思考过。

    高务实见他被自己说得无言以对,这才道:“所以不管怎么说,你首先必须到案,到案之后如果徽州府胡乱断案,那时候你再发动反击,才会更有用。”

    帅嘉谟呆了半晌,忽然拱手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小生受教了。只是……眼下恐怕已经迟了。”

    高务实微微皱眉,思索着道:“有人要杀你?”

    梁梧在一边倒抽了一口凉气,下意识道:“不会吧?”

    帅嘉谟脸色涨红,点头道:“小生之所以最后没敢走水路沿运河而北上,一开始只是担心被拦住,所以干脆从池州便北上,经庐州、凤阳而转向西北入河南归德府、开封府,然后才一路由陆路北上……”

    他咬了咬牙,面现悲愤之色,道:“只是,过了黄河之后,刚到卫辉府,小生便发现,似乎已经泄露了行踪。有人追了上来,不过当时他们的人可能还没到齐,小生又一直呆在人流密集之处,他们不好下手。小生不敢久留,偷偷逃了出来,一路紧赶慢赶……但到了安肃县之后,还是被他们发现。”

    高务实的眉头已经深深皱起了,但帅嘉谟却还在继续说道:“当时在客栈里面,他们已经跟进了客栈,小生知道知道没法再逃。正巧,有两位县衙的公人在客栈与熟人说话,小生迫不得已,便故意在他们面前大声用歙县方言说话,引起他们注意……最后就被他们带到县衙来了。”

    梁梧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心说:照你这么说,你根本不是“被抓”,反倒是借本县的大牢当坞堡了!

    高务实却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是来要你的性命?也许,这些人只是那些所谓‘打行’的混混,收了好处来抓你回徽州呢?”

    所谓打行,是由江南经济最发达的一些地区兴盛起来的一种——呃,怎么说呢,一种“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平时三五成群的任侠少年一起接活,诸如什么催债啦、上雇主的仇人家闹事啦、在赌场妓院收保护费啦,等等等等,都是他们的主业。[无风注:这是史实,连“打行”这个名字都是。]

    不过打行的“侠少”们,虽然有时候肯定会伤人,但一般来说并不会惹人命官司,所以高务实才有此一问。

    但帅嘉谟连连摆手,道:“不是打行,一定不是打行的人。在卫辉府的时候,这些人有一次差点追上我,他们手中不仅有刀,还有弓弩!当是是在野外,那模样凶神恶煞,分明就不打算要活的!”

    这一下连高务实也严肃起来,皱眉道:“你确信?”

    “确信!他们拿弓弩射我!起码有五六个人!”帅嘉谟激动地道:“要不是因为小生是歙县人,生于青溪边,幼时经常戏水且水性不错的话,当时稍微迟一点跳下河,只怕当时就得死在那儿!”

    青溪,就是后世的新安江,从歙县流过。

    不过高务实的注意力不在这里,他的地理虽然不错,也不至于连如此细节都了如指掌,他只是从帅嘉谟的神情上来判断,这事应该不假。

    “师兄,这件事严重了。”高务实忽然转头对梁梧说道。

    梁县尊心里哀叹了一声,苦着脸道:“是啊,怎么……都到这地步了?”

    高务实摇头道:“到这地步其实也不算奇怪,师兄还记得么,嘉靖年间上告此事的那两人,最后也是离奇死亡。”

    梁梧头皮发麻,道:“这徽州的段府尊,真会做这种事?这也太……太不可思议了!”

    “未必是段府尊。”高务实摇了摇头:“站在段府尊的立场上来看,他虽然很有可能恨帅嘉谟多事,但这件事说到底,他仍然处于裁判者的角色,他没有必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非要置帅嘉谟于死地……要杀帅嘉谟的人,应该是另有其人。”

    梁梧听了高务实这一说,也觉得有理,点头道:“没错没错,段府尊虽然会恼帅嘉谟多事,但却没有必要杀人,毕竟他已经发了宪牌,这个时候杀人的话,动静未免太大了,对他没有好处。”

    高务实并不擅长破案,他当年虽然是学法律出身,但学法律和学刑侦,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主要是学习法学精神和法学原理,甚至连法律条文其实都并不是主修项目。而后者,才是真正学习如何从各种细微线索顺藤摸瓜来侦破案件。

    但高务实当初有一科选修,叫做《犯罪心理学》,这是他现在唯一可以利用的学问——可惜这一科实际上也早就被他忘记得七七八八了,毕竟后来他主要在县委和镇里工作,这学问基本用不上。

    但有一个原则是肯定的:凶杀案的案犯至少应该是被害人死亡的受益者。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嫌疑对象应该从这一点确定:帅嘉谟如果死掉,谁会受益?

    从谁会受益的角度来看这件杀人未遂事件,就相对简单了不少。

    徽州府的段府尊虽然也可以因为帅嘉谟的死而受益,但这份收益与他亲自出马派人杀掉帅嘉谟所带来的风险,是完全不对等的。

    而他是又个流官,籍贯在陕西朝邑县,根本不是南直隶人,不存在家族利益牵连。他是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迄今在徽州府任上也不过两年,要勾结也没这么快,或者说……怎么也勾结不到交了两百年的老税上去吧。

    所以,段朝宗没有足够的理由做这种蠢事。

    那从他往下,最有可能的就是其余五县了。毕竟帅嘉谟上告的人丁丝绢税案如果真被定案,这几县都要平白无故多交一笔不小的税。

    歙县由于是徽州府的治所,地方大、经济强,它来交这笔税,从承受能力上来说还勉强顶得住,但是其他五县如果分摊一笔,却是挺大的压力,谁肯出这个“冤枉钱”?

    但如果范围这么广,认为五县都有相同的动机这么做,却也不尽然——譬如绩溪县,它其实就不用那么着急。为什么?它最小,也最穷,按照帅嘉谟的说法,这个人丁丝绢税既然是“人丁税”,那就应该按人头分摊,绩溪县就算最终被分摊,能分多少?

    最急的肯定不会是绩溪县这样的下县小县。

    高务实正想到此处,帅嘉谟忽然插了一嘴,道:“侍读明鉴,其实徽州府虽然发了宪牌给歙县,但歙县也并没有权力抓小生,小生乃是军户,属新安卫。”

    前文有述,新安卫就设在徽州府,具体来说,就在歙县。

    高务实皱起眉头,他觉得大明有些个行政设置很烦人,这种多重管理就是一项。又譬如,还有交叉管理——比方说,徽州府属应天巡抚管,但徽安兵备却又隶属浙江按察司,简直奇葩。

    换句话说,徽州府不但要被应天巡抚、巡按管辖,还要被浙江按察司监督,同时自己地面上又有个他动不了的新安卫——动卫所的人要跟五军都督府打交道,于是又跟兵部也扯上关系了。

    高侍读无奈地问:“新安卫是哪军外镇?”

    帅嘉谟道:“回侍读的话,新安卫是中军都督府所辖。”

    “南京中军都督府吗?”高务实又问——因为南京也有一套五军都督府的班子。

    “是,南京中军。”

    高务实这下真是觉得有点蛋疼了,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应该插手这件事,毕竟这事本来就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现在又搞得如此复杂,只怕不是简简单单就能理顺的。

    但此前高拱跟他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曾建议把歙县这个人丁丝绢案当做在南直隶铺开一条鞭法的突破口,眼下事情进展不顺利,他又有些不乐意完全置之不理。

    这就很纠结了。

    “卫所……中军都督府?”高务实心头一动,忽然想到一件事,眼前一亮,道:“这样吧,你既然是军户,你被人谋杀未遂,这件事卫所不能不管。恰好,我在南京五军都督府也算有熟人,到时候我让他关注一下此事,由他安排人保护你的安全。你呢,先随我一同南下,我让南京都督府方面派人来接你回去到案。”

    帅嘉谟有些发呆,下意识问道:“高侍读在南京五军都督府竟然也有熟人?”

    别说帅嘉谟了,就是梁梧在一边都有些发懵,心道:我这小师弟人脉也太广了吧,你只在京师干了几个月太子伴读,怎么跟南京扯上关系的?就算跟南京有关系,不也应该是文官吗?譬如师相的门生弟子之类,这南京五军都督府可全大半是勋贵啊。

    高务实微微一笑,风轻云淡地道:“算是吧,想来临淮侯应该会给我几分薄面。”

    那是,这点面子能不给吗,他们家目前正单独垄断京华香皂的南京片区呢。

    “临淮侯?”帅嘉谟可比不得高务实这般淡定,当下大吃一惊:“他老人家可是中军都督府掌印。”

    高务实笑了笑,他当然知道李庭竹是中军都督府都督,但要不是刚才帅嘉谟说起新安卫隶属中军都督府,高务实也没想起来这茬。

    帅嘉谟见状大喜,连忙谢过了高务实,不过又有些好奇地问:“高侍读乃是太子伴读,不知这次南下是要去哪?”

    其实他这句话明显有些僭越了,不过高务实念他是个数学专才,并且从他干的这档子事来看,显然不熟悉官场,也就懒得计较,随口答道:“我要回乡备考,要去河南新郑。”

    帅嘉谟犹豫了一下,似乎欲言又止。

    高务实道:“怎么了,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不知道高侍读随行有多少人?”帅嘉谟有些担忧地道:“追杀我的那些歹人恐怕有近十人,而且手持凶器,万一连累了高侍读,小生就百死莫赎了。”

    高务实摆摆手道:“无妨,我带了两百家丁。”

    帅嘉谟可不知道高务实的家底,甚至不知道高务实是蒲州张家的外甥,一听这位小爷出门带两百家丁,暗地里一阵咋舌,心道:外界传说高阁老安贫乐道,看来这也只是相对徐阁老那种人而言,就冲这位少爷出行的派头,这回乡一次得花多少钱?

    事情商议好了,梁梧也是心中一松,总算是把一尊瘟神给送了出去,只是有点麻烦高师弟,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对自己有所不满。

    当下他便强烈请求高务实在安肃留宿一夜,怎么也要略表感激——他倒是不会给高务实送钱,因为他毕竟是高拱的门生,知道高务实身家之厚。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高务实今天立刻就走,那显得自己好像就就是特意来坑人一样。

    高务实知道事已至此,如果坚持要走,只怕梁梧心里不仅是过意不去,甚至可能会有些担心,他虽然对这位没有青史留名的师兄并不在意,不过想来这里头可能也有历史上高拱倒台的原因在,万一自己改变历史让高拱坐稳万历初期大改革的总设计师了呢?梁梧也说不定有机会混出名堂。

    这样一想,高务实也就答应了下来。毕竟是高氏门生,能维系良好的关系总比把关系搞坏好,反正不过一夜,能有什么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