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环顾左右，其实这九位他此前已经都认识了，分别是：刑科都给事中宋之韩，刑科给事中韩楫，吏科给事中涂梦桂，工科给事中程文，户部主事雒遵，工部郎中顾养谦，翰林院检讨沈鲤，翰林院检讨许国，刑部员外郎张孟男。
如果按照原先的历史而言，前面四位科道官下场都不太妙，基本上随着高拱的倒台，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就跟着终结了。而从雒遵开始，后面五位的情况则都还不错：
雒遵在高拱倒台一事中其实也是倒了大霉的，当时万历刚继位，雒遵就弹劾冯保欺辱皇帝，张居正联手冯保倒高之后，冯保立即报复，雒遵被连降三级，逐出京师，贬为浙江布政使照磨，后调任太原府推官，入为尚宝司丞。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之父去世，依礼应丁忧回乡守孝，但张居正觉得自己掌权已久，树敌过多，恐一旦离朝，会有不测，遂暗中活动，于是由万历下旨令其夺情。当然夺情归夺情，葬父却不能免。张居正归葬其父时，令尚宝司护送，结果雒遵竟然坚辞不肯，于是再次得罪了张居正。直至万历十年张居正因病去世，冯保被贬南京，雒遵才升为太仆寺卿，不久改光禄寺卿，后调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万历十三年夏，四川龙安府杨柳蕃人进犯松潘卫金瓶堡，杀死朝廷守将，一时川西震惊。巡抚雒遵派遣总兵官李应祥率兵前去征讨，一举平定了该地。雒遵因功入朝，以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顾养谦基本没有受到高拱倒台影响，在张居正当政时和万历亲政后历任福建按察佥事、广东参议、副使。坐事调为云南佥事，抚服顺宁土官，进浙江右参议。改蓟州镇兵备，再进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以战功，升右副都御史，历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理粮储。改兵部左侍郎。又奉命为蓟辽总督兼经略朝鲜军务。后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又改协理京营戎政、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万历十四年任辽东巡抚、擢任蓟辽总督、兵部尚书。
沈鲤在隆庆朝一直就呆在翰林院没动，但万历继位给了他机会，迁左赞善，任讲官。万历十年秋，晋侍讲学士，又升迁为礼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吏部职，升任左侍郎。万历十二年冬，拜礼部尚书，又加少保，为文渊阁大学士。
许国在万历作为太子出阁(正式读书)时，以翰林院原官兼任校书。到万历登基，进右赞善，为日讲官。后来历任礼部左、右侍郎，又改吏部，掌詹事府。万历十一年四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张孟男在张居正生前无甚作为，但张居正死后，马上被晋升为太常寺卿，后又相继升大理寺卿，南京工部右侍郎，不久被召回北京带本职兼掌通政司事，四年连升四级，官运亨通。万历十七年冬改任户部左侍郎，不久升南京工部尚书，尚未到任又改南京户部尚书，死后被追赠太子太保。
另外，那位自己虽然倒了大霉，后来儿子却成了内阁大学士的，是韩楫，他的儿子名叫韩爌。不过高务实在意的不是韩爌将来成为内阁大学士这个问题，而是他乃是东林党元老。
虽然东林党确实出了一些清官忠臣，但高务实对东林党仍然半点好意也欠奉——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然，高务实觉得既然韩爌只是万历二十年的进士，那么就还完全可以“挽救”，完全可以“调教”成实学门徒嘛。
“不必多礼。”高拱冲学生们摆了摆手，又对高务实道：“还不见过诸位师兄？”
这句话让九人俱是一惊。
按照惯例来说，高务实当然可以称呼他们为师兄，他们也可以称呼高务实为师弟。但这种称呼，大抵是一种例行客套。然而，高拱这番话却表明，他要求自己的门生真的把高务实当做自己的同门师弟——这种行为不能说反常，但的确少见。这说明高拱已经正式把高务实当做自己的“衣钵传人”了，而高务实说到底，毕竟不是高拱亲子，只是侄儿。
看来，这位新郑神童，真的异常受师相宠爱和重视啊。
宠爱是他们早就知道的，不然高家子弟众多，为何师相单单就带了他高务实一同来京？但重视却不同，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高拱如此表态，说明他心意已决——师相何等人也，岂会单单因为宠爱就做出这种决断？
因此只有一种解释：高务实这个“小师弟”实有异常之能。
所有人望向高务实的目光都不禁有些变化。
但高务实却恍如不觉，不卑不亢地上前与其实早已认识的几位“师兄”一一见礼，众人不论心底作何感想，都笑容可掬地正式作了回礼。
小字辈见礼一毕，高拱就直接摆了摆手，道：“都坐下吧，今日找你等来，是有两件要事与你们说道说道。”
嗯，直奔主题，这很高拱。
众人落座，目视师相。
顾养谦开口道：“请师相吩咐。”
高务实知道为何是顾养谦最先开口——在今天来的这些高拱门生当中，顾养谦是乙丑科金榜排名最高的一人，所以虽然他官职不是最大，但却适合第一个出声，这是大明的惯例。哪怕韩楫在乙丑科金榜排名只落后他三名，也不能相争。
高拱点点头，略微清了清嗓子，道：“第一件是，赵大洲日前上奏陛下，欲改营制，仍由文臣任总理戎政。他说我朝内外卫兵分隶五府，为避免强臣握兵之害，永乐末年遂结营团操，乃以三千、神机二营统之，因号为三大营。正统末年改为十团营，弘治间为十二团营。正德间增东西官厅。嘉靖二十九年，严嵩建议于五府之外设戎政府，握内外兵藉。后成国公朱希忠等二十人请收戎政武臣及印，仍三大营。三大营各一将领之，赐敕，以文职大臣一员为总理，无事居营训练，有警则总兵挂印出征……对于此事，你等都有什么看法？”
高拱说完，宋之韩先开了口：“学生以为，自庚戌之变，文武相争京营，赵阁老今以阁臣之尊兼为总宪，毕竟是文臣领袖之一，有此一举亦不奇怪。”
高拱转头看了高务实一眼，见他面色平静，料他知道庚戌之变，便点了点头，并未多言。
所谓庚戌之变，乃是发生于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当时鞑靼部俺答汗聚众十余万，大举南犯大同。宣大总兵咸宁侯仇鸾惊慌失措，以重金贿俺答汗，乞求俺答汗转攻他处。八月，俺答汗移兵东去，向蓟州进发，以数千骑兵进攻古北口边墙。另派一支精干骑兵从间道溃墙而入，绕出明军之后。
明军腹背受敌，全线崩溃，俺答汗旋即统大军直趋通州，分兵剽掠昌平，进犯天寿山诸皇陵。京师闻警，宣布戒严。在俺答汗兵临城下的紧急时刻，世宗诏令诸镇将帅统兵勤王，委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各路勤王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问首辅严嵩退敌之计。严嵩害怕出战失利，戒令诸将不要轻举妄动。仇鸾到东直门观望，任由敌军在城外自由焚掠八天。九月，俺答汗兵剽掠大量金银财物、牲口和人口后由白羊口从容出塞。仇鸾奉命追击但被击败，最后杀死八十多个平民，割了他们的首级冒充杀敌报功。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便被称为“庚戌之变”。
《明史》记载：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部尚书丁汝夔核营伍不及五六万人。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汝夔坐诛。大学士严嵩乃请振刷以图善后。
怎么“振刷”和“善后”呢？
因为原兵部尚书丁汝夔被严嵩推出来做了替罪羊被坐诛，此时暂摄兵部的吏部侍郎王邦瑞就进言了，说：“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三十八万有奇。今武备积驰，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彼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即见在兵，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盖提督、坐营、号头、把总诸官，多世胄纨袴，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常有意振饬。然将领恶其害己，阴谋阻挠，军士又习于骄惰，竞倡流言，事复中止，酿害至今。乞大振乾纲，遣官精核。”
这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武臣勋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但嘉靖帝被这次事情搞得又惊又怒，闻言觉得颇有道理——当然这情况其实他以前也知道，只是没料到情况已经严峻到这个地步了，长此以往，迟早北京城能被这群纨绔废物整成空营！那还了得？于是雷霆震怒，严命兵部议兴革。
勋贵武臣见皇帝真的怒极，自知此时开口即罪，干脆直接装死，“躺平任嘲”。
于是兴革的结果很快出来了：悉罢团营、两官厅，复三大营旧制。更三千营为神枢营。罢提督、监枪等内臣。设武臣一名，曰总督京营戎政，以咸宁侯仇鸾为之；文臣一名，曰协理京营戎政，即以王邦瑞充之。其下又设副参等官二十六员。
但是这样文臣还是不会满意，因为总理京营戎政还是武臣，于是这个改制也没有很稳固，终嘉靖一朝，其制屡改，最后中军哨掖之名亦罢，只称战守兵兼立车营。
有看官要问了，武臣这次表现如此糟糕，为何总理京营戎政还是武臣？
一来，当然是因为仇鸾花钱买平安的事没有暴露，嘉靖以为此人不错，可以信赖。
二来，这里就必须要说一下旧制。远的先不说，命武臣一人总理营政始于洪熙时。宣德五年，以成国公朱勇言，选京卫卒隶五军训练。次年，命科道及锦衣官核诸卫军数。征高煦及破兀良哈，皆是以京营取胜。正统二年，还是因为成国公朱勇所言，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其余悉归三大营。制度本来也未见得有什么大问题，可谁料出了土木之难，明初赖以震慑天下、出击蒙古的精锐京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时候留守京师的文官集团发现机会来了，不顾英宗被掳于瓦剌，力推景帝登基，景帝于是用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遂以三大营各为教令，临期调拨，兵将不相习，乃请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每营设都督一人，号头官一人，都指挥两人，把总十人，领队一百人，管队二百人。再于三营都督中推一人充总兵官，监以内臣——然后关键的来了：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其余军归本营，曰老家。京军之制一变。
于是，文官集团第一次把手伸进了军权核心——京营之中。
然而接来下的情况可能大家都没料到，英宗靠着人格魅力居然从瓦剌逃了回来，接着不久景帝病重驾崩，英宗复辟。
于谦作为推景帝上位的重要人物，自然被找了个罪名杀掉，团营亦罢。
再往后宪宗、武宗、世宗历代皇帝对于京营来来回回改制，这个总理京营戎政一会儿是武臣，一会儿是文臣，甚至还有汪直这个宦官……总之很乱就是了。
另外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原本五军府都是开府给印的，但是只主兵籍而不与营操，营操官则不给印。戎政既有府又有印，是自仇鸾开始。
仇鸾虽然是个废物，但当时由于其他战线都是一触即溃，他靠着贿赂俺答汗，居然被认为当世名将，很是得宠。得了宠当然不能一言不发，于是他建议嘉靖帝选各边兵六万八千人，分番入卫，与京军杂练，又令京营将领分练边兵，于是边军尽隶京师。但这个主意明显是个馊主意：塞上有警，边将却不得征集，结果不仅京军没练起来，边军也越来越垃圾，只能是“边事愈坏”。等仇鸾丑事揭穿身死，朝廷乃罢其所置戎政厅首领官之属，但入卫军则只罢了甘肃一地。
由于高拱刚才冲高务实点了点头，高务实把高拱这一望的意思理解错了，以为是示意他发言，于是道：“总理戎政掌握京师大部分军权，这个位置交到武臣手里自然无法令文官们满意，因此，必然很有一批文官希望把这一大权力拿过来。赵阁老这么做，小子以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因为三伯起复对他的压力太大，以至于他不得不以此来博得更多文官的支持，以图对抗三伯之威势；第二种可能是他推动此事可以直接获利……譬如说以他的人做这个总理京营戎政，拿下这个位置，倒不是说他就敢做出什么不堪言之举，而是会让一些人错估形势，以为陛下对他圣眷隆重，从而使一些人对他与三伯相争之事保持沉默。”
高务实误会了高拱的意思，发表了一番看法，结果高拱又反过头来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第一次被允许参加这样的“内部会议”，想要表现一下自己。不过这两条说得至少条理清晰，虽然高拱知道第二条不成立——兵部一尚书四侍郎(无风注：本来是两侍郎，四侍郎制度是高拱提出并推动改革的，其添设的两名侍郎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都不是赵贞吉的人，但这一点高务实当然不知道，所以光从他的分析思路来说，也还不错了，于是高拱便没有多说什么。
没有说话代表默认。
九名有着大好前途的高拱门生都颇为讶异：首先是讶异高务实能一眼看出这其中的门道，其次是讶异高务实说得如此直白，最后是讶异高拱这种完全默许的态度。
但大伙儿心里还是有所怀疑：八岁小儿真有如此眼光？会不会是师相为了树立自家侄儿的名声而提前给高务实做过分析？
这种怀疑当然不能直接了当的宣之于口，但拐着弯试探一下应该问题不大，所以吏科都给事中涂梦桂开口了：“庚戌之变时，赵阁老力排主和之议，结果被严嵩贬斥，直到今上继承大宝，起复其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并掌詹事府事，这才算再次回到中枢。去年八月，他才以礼部尚书入阁辅政。说起来，他虽然在士林有些声望，但在朝堂的根基其实浅薄。这般来看，小师弟这番分析颇有道理，只是……”
涂梦桂顿了一顿，皱眉道：“霍本兵虽然久历军务，但其常在边镇，隆庆二年才来京为大司马，其深知京营事务牵涉利益之广、之深，是以自来主张持重，又有传闻说其与成国公、英国公等亦素来交好，依学生之见，恐怕未必乐见赵阁老插手军务，尤其是京营军务。”
本兵是兵部尚书的别称，霍本兵指的就是现任兵部尚书的霍冀，至于大司马……明人喜欢以古名代指今职，大司马也是兵部尚书的别称。
其实若能以兵部尚书总理戎政，对于霍冀来说当然不算坏事，但实际上由于土木之变后于谦以兵部尚书建立十团营，威势一时无两，连皇帝亦不得不时常屈就于谦之意，是以后来即便文臣插手京营，上头也很少会让兵部尚书来兼任，兼任此职者多为兵部侍郎——大小相制，一直是大明的优良传统嘛。
如今天下承平，霍冀也并无二心，所以他对于掌握京营根本不会有太多念想，反而会觉得与其兼任此职引起皇帝担忧，还不如保持现状。更何况，闹到最后多半还是由侍郎去兼任此职，到时候尚书仍然是那个尚书，侍郎却反倒权力大增，那兵部这口子究竟谁说了算？
换了任何一个正印堂官都会有这样的担忧，他霍冀难道就是个例外？
高务实不仅听懂了涂梦桂的话，还明白了涂梦桂的潜台词：赵贞吉这么干虽然有可能得到不少文官的好感，可也仅仅如此而已，但他这么做却同时得罪了兵部尚书和一众勋贵武臣，这笔生意真的划算么？
其实划不划算要看对谁而言，就好比后世一个普通人花一百万买自己开心一天，那自然极不划算，但如果这个人换做马云，没准就是一件挺划算的事。
站在涂梦桂的层面来看，勋贵武臣其实他是不怕的。以他吏科给事中的身份，哪怕是成国公朱希忠、英国公张溶这等勋臣巅峰上的人物，他也丝毫不怵，不说其他，就说对方如果胆敢对他摆架子，他甚至就敢当场开喷。
说起来，勋贵武臣这些年真是被文官们欺负惯了，他吏科给事中这个身份又本来就有监督官员的职责，他当然不怕某个或者某家勋贵武臣。可是，那也仅仅是指单对某个人、某一家的时候，真要是把整个勋贵武臣集体得罪，那就不是他一个七品小官吃罪得起的了，万一惹得京师靖难系勋贵联名上疏伸冤，哭求陛下主持公道，别说他区区一个给事中，就算是一部尚书，只怕都够呛。
总理京营戎政从武臣换成文臣是不是就会得罪整个武臣勋贵？这个不好说，因为京营改制隔三差五就搞，换来换去也没个准，而且朱希忠和张溶都已经第一时间表态支持了。不光是他们两个表态，这两人还联合了一大帮武臣一起上疏，说了一大堆理由，表达的意思倒是简单：文臣总理京营戎政比武臣总理京营戎政好，好一百倍还不止。
但表态就代表他们没有意见了？
开什么玩笑，那除非他们脑子已经彻底坏掉了！
但是为什么他们仍然忍了？因为总理戎政的是文臣还是武臣虽然肯定也会影响他们一定的利益，但并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死穴，毕竟不管你分成三大营还是五大营又或者十二团营，反正正经统兵的肯定还得是武臣——那就没问题，因为兵血还是照喝不误，顶多他们内部再分配一下，这一点他们搞得定。至于脑袋顶上从理论上来讲多了一个直属上司这种事，那根本不值一提：你以为你是总理京营戎政，你就真能管得了京营了？天真！京营军户全在各家勋贵武臣名下，你这个总理京营戎政名下连一家军户都没有，你总理个大头鬼？他们有一万种方法让你说了白说、管了白管！
但无论怎么说，武臣勋贵集团对于这种情况总不会高兴，了不起也就是觉得没必要为这点破事跟文官集团对着干罢了。
不过这事真办下来，他们对赵贞吉的观感仍然只会更差，这肯定错不了。他们这些人现在要拉出去打仗自然不行，但面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制度变化，阳奉阴违那是一定跑不了，万一要是能找准机会给赵贞吉一下子，他们也绝不会手软。
所以赵贞吉这么干，真的只能得一个善名——在文官集团方面。而且从实际上来讲，这种善名的意义真的不大。
高务实于是说道：“以内阁眼下局面和赵阁老一贯的为人来看，小子以为他不会把勋贵们对他的观感放在心上。”
这话一出来，九位高拱的门生就不得不另眼相看了：这小家伙不仅知道内阁局面，还能以赵贞吉的性格来分析他处事的态度？看来还真不能太小看了。
眼下内阁里头，首辅李春芳历来就是没什么魄力的老好人一个，并且他知道自己跟高拱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不能比，甚至连资历都比不了，基本上内阁议事的时候他是看谁声音大就听谁的，百官也几乎不把这个首辅当回事，他现在甚至自己都觉得这个首辅干得没滋没味。
陈以勤当然也自知跟高拱没得比，但他比李春芳多少要有立场一些，该他管的事他好歹还有个态度，处于那种我管我这一亩三分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状态。而高拱念在两人当初同是裕邸同僚的份上，对他也还算客气。
张居正倒是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态度，他现在至少看起来基本上是站在高拱一边的，当然这里头既不排除他和高拱毕竟政治理念接近所以容易走到一起的缘故，也不排除他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意图。总之张居正的态度在高拱看来理所当然，而在高务实看来极需警惕。
高拱的心态很好理解，他和张居正一开始就同在翰林，后来同在太学，再又同入内阁为相，相互之间以学问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右携，若一体而不可分，完全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盟友。
这当然也是事实，当初高拱入翰林，作《奉诏读书翰林述怀》，诗曰：“技艺宁足先，修能良可慕”；“古则俱在兹，莫枉郸邯步。”他不屑于研习诗词技艺、摹仿古则教条，而是要精研国家典章制度，提高平章政事的能力，并指出相臣出于翰林，其职责不止是“备问代言，商榷政务”，且负有“辅德辅政，平章四海”的重任。
而张居正在翰林时，其旨趣亦在于研求国家典章，精研时事政治。当时“进士多谈诗、为古文，以西京、开元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衷之。”
高、张在国子监时，高拱为祭酒，张居正为司业，张居正“独与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业”。张居正曾言：“追惟平昔，期许萧曹丙魏。”高拱亦为此撰写《萧曹魏丙相业评》。其主旨都是要以西汉著名丞相萧何、曹参、魏相、丙吉为榜样，同心合力，振兴朝政。这表明他们有其相同的政治志向。
今日在场、原历史中在万历时期做过大学士的沈鲤也曾言：“公(张居正)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
高拱罢官后，在回忆他们共事经历时也说：“荆人为编修时，年少聪明，孜孜向学，与之语多所领悟，予爱重之。渠于予特加礼敬，以予一日之长，处在乎师友之间，日相与讲析义理，商榷治道，至忘形骸。予尝与相期约，他日苟得用，当为君父共成化理。”
而同样是在高拱罢官之后，张居正已经独掌大权，却也还多次言及他们是“香火盟”、“生死交”。
高拱的那番话，虽然颇有些以老前辈自居的口吻，但是张居正书牍中每提到高拱时，也的确很尊重他，直到他们的关系破裂后还是如此。事实上高拱比张居正年长十三岁，当他们初在翰林院的时候，张居正还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而高拱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说是在‘师友之间’，说是‘自交玄老，长多少学问见识’，应该亦非虚言客套。由此可见，高、张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确为志同道合的学侣，有其“相期以相业”的政治志向和师友之情。
所以高拱不觉得张居正有什么问题，而他这种心态，也正是高务实眼下的一个麻烦。
因为高务实知道历史，知道张居正阴死高拱的手段——当然阴死不是指杀他，只是终结他的政治生命。
政治斗争这种事，并不是朋友私谊就能轻易化解的，何况张居正这样的人物，真的就愿意一直屈居高拱之下吗？有句话说得好，“既生瑜，何生亮”啊！
当然，至少现在他们很明显还是盟友。
这么一番盘算下来，眼下内阁里头真正处于高拱敌人位置的，就只有赵贞吉。
就在高务实在心中思索这其中的关联时，韩楫开口了：“学生同意小师弟所言赵阁老此疏的第一种可能，他此举确有示好于京中文臣之意。至于月华兄(无风注：涂梦桂在真实历史上过早退出历史舞台，表字实在无法查到，这里他的表字是根据“桂”字杜撰，无须较真。)所虑，学生也以为方才小师弟说得有理……赵阁老并非不能分辨其中得失，只是他并不担心勋贵武臣能将他如何罢了。但学生要补充一点：赵阁老以此示好于文臣，恐怕是对师相的一种试探。”
“试探？”宋之韩沉吟了一下，接口道：“师相，学生也以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学生总觉得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徐华亭在松江被海刚峰闹腾得受不了，而赵阁老眼下所兼掌的都察院此前一段时间又过于跋扈，于是徐华亭授意赵阁老缓和一下和京中文臣的关系，然后才好使他在京中的门生故吏方便站出来为他分担一下压力？”
他这一说之后，高拱就笑了起来：“元卿此言，我看是说到点子上了。”他微微一顿，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本阁部今日收到徐华亭的亲笔书函，言辞恳切……求我放他一马。”
德高望重的前首辅徐华亭居然求高拱放他一马？
徐华亭认怂了？这个消息真是让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除了高务实。
海瑞跟徐阶杠上这件事说来话长，按理说徐阶当国多年，家资丰厚，即便后来以言路逼退高拱，又过于纵容言路，结果惹得隆庆帝对他甚是不喜，但毕竟还是属于光荣致仕，退休还籍，悠游林下，含饴弄孙，好不惬意。
然而谁也没料到的是，隆庆三年六月，新任应天巡抚海瑞的到来，将这种美好惬意一下子打得粉碎。海刚峰的威力，在大明官场中属于核弹级别，这个大家都是清楚的，但实际上他对所辖区划内各项事务的整顿中，手笔最大也最严厉的，莫过于对土地所有权的清理，而这正是对徐阶的利益伤害最重的一项动作。
海瑞干嘛了？哦，海瑞说了：华亭公你家的田地至少要退一半出来。
徐家有多少田地？这个恐怕只有徐家自己清楚。
但实际上，徐阶的门生故吏们对于徐阶的巨额家产心中大多有数，这些家产从何而来也心知肚明，只是这种事做的人多了，有时候甚至就会变成一种潜规则。于是这些清正君子纷纷表示：徐家的家业都是自家苦心经营而来，乃是再正当不过的合法财产，并非受贿或勒索来的产物。但光这样讲还不够，太被动了，于是又称海瑞此人办案草率马虎，尚未查清徐阶有多少田产就盲目令其“退产过半”，完全是重大失误。更有甚者，居然言之凿凿地声称，根据考证，徐阶实际田产仅有三万亩，而非传说中的十八万、二十四万或四五十万亩。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大明的实际情况而论，一位致仕首辅多年经营居然只有三万亩田地，那当然不能算贪，不仅不贪，甚至可以算清廉了——什么，你说高拱只有不到三千亩田？那当然是因为高拱不正常，再说整个高家六兄弟(实际五人，一人早逝)在新郑及周边所有的田地加起来，还是有一万多亩的。至于说高家从高拱的祖父高魁开始都是官员，特别是父亲高尚贤乃正德庚午科解元，正德丁丑科进士，曾做到光禄寺卿，为官二十余载这些旧事，大家就无视了。
实际上徐阶在相位时，松江近半赋税收入皆入私囊，终成一方巨富，个中手段为何？原来，当地赋税征收上来后首先要经过徐府(想来是因为徐家产业大，占据地方赋税的主体)，地方官吏向京城提交的税金，居然是直接从徐府提出来的。而徐阶在此处巧作手脚，以七铢银算作一两银，自己吃掉差额，“司农不能辨也”。——究竟是不能辨，还是畏于当朝权贵的威势而不敢辨？这个就无从知晓了。反正这个说法出自于于慎行的官场回忆录《谷山笔尘》，而于慎行按说是张居正的门生，也即徐阶徒孙辈。
总之，徐府子弟使用投献、诡寄、挪移、飞诡、洒派、虚悬、寄庄……等各种舞弊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兼以盘剥乡里百姓，夺取他人赖以谋生的田舍，是不争的事实。而徐阶作为一家之主，究竟是始终被蒙在鼓里，还是心知肚明而默许甚至暗中支持，那就只有徐阶自己知道了。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海瑞时对徐阶的理解，显然倾向于从负面角度出发，对徐阶的贪吝多有不满。这里还有一桩事：海瑞刚上任时，曾因为吴中饥荒向当地富人募捐，在海青天的威名震慑之下，当地富豪还是不得不给面子的，譬如溧阳的一名官商富豪就直接捐出三万两白银，而海瑞去华亭县募金，徐阶在万般无奈之下，才不情不愿地拿出了几千两银子应付他——这恐怕还是因为海瑞本身是徐阶此前所推荐的缘故。
当时徐府挂名家人多至数千，招摇在外，海瑞建议徐阶削去那些假借的户籍，使他们不能继续妄借声势为非作歹，谁料徐阶竟然表示为难，没有答应。这两桩事，大概给海瑞留下了相当不好的印象，乃至影响到后来处徐府事的态度。再加上徐阶的兄弟徐陟残害百姓的劣迹被乡民揭发，以海瑞的脾气，他不气愤根本不可能。
海瑞其人，天下共知，心公而性直，在处理徐氏相关田土诉讼时不念旧恩，只凭律法(参考《明律》中的反投献条款)，甚至驳回当时首辅李春芳等人的求情，千古传为奇谈，却因触及豪族利益太深而为时论所匪议，多遭朝内舆论的恶意攻击。
然而，正当徐阶与海瑞在退田问题上僵持不下之时，另一个对徐阶来说天大的坏消息传来：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皇帝发下敕命召高拱还阁。高拱奉旨，即刻启程抵京赴任。
陪高拱一路回京的高务实当然知道高阁老这一次回京势头之凶猛，不仅官复原职，还兼掌吏部天官之枢机，可见皇帝对其信赖如初。
高拱是有明一代的理财能臣，与隆庆帝甚至可以用“名为君臣，情同父子”来形容。对于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高拱一向深恶痛绝，因此在整治江南豪族的问题上，高拱与海瑞的基本立场完全一致。但是，高拱自己也知道，由于先前与徐阶结怨已深，如果一力支持海瑞，必然会引起舆论抨击他挟私理政、公报私仇，这也是高务实此前力劝他避免的。是故，高拱处理此事多有折中权衡，并不力挺海瑞。
而此时言路对于海瑞的弹劾却益发激烈，其中最为丑诋的，莫过于二月间吏科给事中戴凤翔的上疏。疏言称海瑞贪图个人名利，祸乱法纪，完全不通为官之道。任凭刁民肆意讼告乡绅，无理剥夺他人合法财产，致使民间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风闻。又言海瑞其他各项政策也多有弊端，更有“勾结倭寇”、“攻陷城池”、“劫库斩关”，导致“行李不通，烟火断绝”的罪行，云云。
嗯，此疏可谓空穴来风、造谣污蔑者之模范经典——反正我是言官嘛，我风闻奏事啊。
但是，徐阶是何等人也，他自己光在内阁都干了近二十年，又深知今上对高拱的信重，他哪里会把真正的希望寄托在言官诬告之上——再说海刚峰是个什么样人，全天下谁还不知道么？
他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只是制造这么一股风潮，让皇帝或者干脆就说让高拱一派看看，我徐某人就算不在中枢了，依然还有无数人愿意站在我这一边，如果你要继续闹，那咱们就慢慢闹，这么无休无止的闹下去，我固然声名受损，可你也一定好受不到哪去！
但明里摆开车马是一方面，实际上徐阶又何尝不知道眼下的真正局面？高拱的背后有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他在内阁的地位根本无关乎首辅、次辅还是群辅的名头，一个大权在握的内阁大学士真要是铁了心跟他这个已经致仕归田的过气首辅开战，最后的胜利者根本无需怀疑。了不起，就是背后被人说一声气量狭小、挟私报复之类——少得了他高某人一块肉？
少不了的！
到最后真正倒霉的还是他徐家！
以徐阶的老奸巨猾和隐忍功夫，这时候的选择其实已经只剩一个：向高拱低头认怂。
于是，就有了高拱收到的这封亲笔函。
众门生面面相窥，一时都有些拿捏不准师相的意思。最后还是韩楫最先忍不住，朝高拱拱手一礼，道：“师相，徐华亭当年那般对您，眼下既然他自己丑事暴露，那可怨不得别人！况且海刚峰那人又是出了名的只认死理，谁劝都不好使，咱们何必自找麻烦参和进去？倒不如就让海刚峰去查好了。”
高务实悄悄打量了韩楫一眼，见他面带热切之色，心中不禁微微一叹。
他知道韩楫在高拱这批门生当中，当初金榜排名较高，但现在官位反而落在成绩不如自己的宋之韩后面，心里当然着急，眼下徐阶既然要服软，那自然是真有大把柄可抓，心里当然恨不得一棍子打死——打徐阶肯定不会是打他一个人，徐阶背后多少门生故吏？这些人里头就没有些个受牵连的？打掉之后朝廷里里外外要空出多少位置来？况且一旦师相决定开打，那他作为科道官之一，必然可以出大力，如此完事之后论功行赏，难道他韩某人就不能往上挪一挪位置？
高务实可以理解韩楫的想法，甚至他估计在座九位门生心里头可能大都认可严肃彻查，但这么做其实真的不符合高拱的利益。
高拱的利益是什么？稳住位置，力行改革。
打徐阶一党对于改革或许有些帮助，但了不起就是收回了一些田地、空出了一些官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反过来说，对于高拱的名声却有相当的弊处。按理说，但凡改革多半都要得罪人，想改革自然不能怕这个，但在旁人眼里，单纯因为要改革而得罪人，和挟私报复得罪人，差别就很大了。
高拱心里也许认为打掉徐阶一党对改革来说很有必要，这可以向人表明自己改革的决心——清丈田亩嘛，你看徐华亭家都被重新清丈了，其他人你还闹什么？
但在旁人看来却并非如此，他们只会觉得这就是高拱挟私报复，就是气量狭小，就是连致仕老者都不肯放过的疯狗。
所以这个锅不能乱背。
但韩楫他们这批高拱门生——尤其是其中的科道官，虽然在总体利益上跟高拱一致，但具体到个人利益就明显不统一了：他们要想升官就得开喷，不喷下去几个牛人大佬，怎么能证明自己工作得力？怎么能有资格往上挪一挪呢？毕竟，喷人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啊！
但高务实知道高拱不可能直接无视他们的利益诉求，因为高拱固然在隆庆朝一时无两，但他一个人纵然浑身是铁，又打得几颗钉儿？这些门生代表着他的势力，代表着他的羽翼乃至爪牙。要是自己不爱护，羽毛就会脱落、爪牙就会断裂，等他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谁还会真把他当回事？总不能什么事都要他以阁老之尊亲自下场吧？
以眼下的状况来看，是人都会认为高拱完全有能力一棍子把徐阶打个无法翻身，甚至都不用高拱亲自动手，海刚峰就能搞定，高拱要做的就是任海瑞发挥，最后案子查完海瑞必然要上奏朝廷，这时候高拱只要代表内阁对本案的裁决做出肯定就完事了。
轻松，漂亮，收获巨大。
可惜结局未必多好：高拱回京之后苦心营造的“既往不咎”局面彻底谢幕，并且从此被打上挟私报复、无量小人等标签。
但要怎么劝呢？高务实陷入了思索。
这时宋之韩又送上一枚炮弹，他开口道：“师相，我等非为倒徐而倒徐，实徐阶这等人从当年为阁臣时便已为天下官员开了一个坏头，不得不倒。”
高拱凝神看着他，问道：“开了什么坏头？”
“此罪为：不作为。”宋之韩解释道：“徐阶侍先世宗皇帝前后十八年，神仙、土木等皆徐阶所赞成；到世宗驾崩，却偏偏又亲手草诏，历数其过。徐阶与严嵩相处十五年，缔交连姻，竟无一言相忤；及严氏老病，渐失圣眷，却又立刻背叛而攻之。如此可见，徐阶为人臣可称不忠，与人交友可称不信，大节亏之久矣。另有，其为首辅之后，诸边告急，陛下屡廑宣谕，徐阶却充耳不闻、毫无作为，一心一意只知道养交固宠，擅作威福。试问，这等人竟忝为元辅，岂非为天下开一坏头？”
高务实心中一惊，暗道：这宋之韩可比韩楫眼光更毒辣了不少，他说这话，意味着他已经看出师相高拱此人讲究求是务实，最恨居其位而不谋其政者，徐阶在严嵩倒台后出任首辅，虽然文官们大多觉得徐元辅实在是个好人，但实际上徐阶根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而高拱却是个很看重政绩的人，你堂堂数年首辅干下来，居然一点政绩都没有，天下要你这个首辅作甚？更何况他还一门心思固宠，甚至早前之所以推荐高拱入阁，本质上也是为了固宠——他知道高拱是新帝的头号亲信，所以想卖个人情罢了。只是后来发现高拱跟他实在不是一路人，这才转拉拢为打压。
这种人，显然不是高拱所喜。
但高拱不喜也不见得在他去位之后还要追着打，毕竟高拱也不能一点不考虑名声，毕竟在大明为官，尤其是文官，如果名声坏透了，这官也是干不下去的。
这时候宋之韩就送了一发足够让高拱动怒的炮弹：抨击徐阶不作为。
他的潜台词是：您现在需要百官都“有所作为”，那打掉徐阶这个“不作为”的典型人物就很有必要，因为徐阶虎死不倒威，现在影响力还很大，您打掉他，天下百官自然就知道必须有所作为了。
果然，这番话一说，高拱就微微点头，然后陷入了思索。
他性子虽急，却也不会跟小青年一样炮仗性子，一点就着，权衡利弊是一定会有的。
韩楫这时也发现自己落了下乘，连忙补刀：“元卿兄此言甚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徐阶去位，其实正是因为这般不作为而失了圣眷。”他见高拱果然朝自己看来，心中振奋，接着道：“师相可还记得，隆庆元年九月，俺答陷石州，杀知州王亮采，掠交城、文水。又有，土蛮犯蓟镇，掠昌平、卢龙，至于滦河。在此二虏犯东西二边的紧急时刻，陛下亲自选将调兵，屡有宣谕，加意防守，而具有辅弼之责的徐阶却旁若无事，不闻不问。后来在陛下的再三敦促下，徐阶才召集文武群臣集议，但最后居然还是拖到十一月，才呈上老生常谈、面面俱到的所谓防虏之策十三事。于此可见，徐阶作为首辅丝毫没有尽到平章军国大政之责，不作为、不展布，从而失去陛下的宠信，才导致后来试探性的请辞被圣上直接允准。”
他最后强调并总结：“由此可见，圣上对徐阶也是心有不满的。这种不满，一半是因为徐阶打压师相，导致师相去位，一半则是因为徐阶位高而无能！”
这一记补刀总算显示出了韩楫也不是易于之辈，而且这一刀补得异常精准：您看，陛下也对徐阶很是不满呐！
涂梦桂在一边见自己再不说话就要没机会了，也连忙道：“今上御天下以来，徐阶任职首辅一年半，除据遗诏处置斋醮有关官员、方士，以及不加甄别地恤录、起用先朝得罪诸臣外，其所持诤者多宫禁事，所关注者正如元卿兄所言‘养交固宠’，而所忽略者却多军国大政，如此私心为相，枉顾宰辅之责、天下之任，其致仕自然不可避免。如今，他又爆出这些贪弊丑闻，实乃自作孽不可活，师相清者自清，何必为之烦忧？”
高拱闻之，明显有所意动。
这时高务实不得不开口了，他出声道：“三伯，此事众位师兄已经分析得颇为清楚了，但有一点侄儿有所担忧。”
高拱现在几乎已经不把他当小孩子看，于是问道：“忧从何来？”
“从张阁老而来。”高务实解释道：“太岳公与三伯虽素来交好，但侄儿以为，正因为交好，三伯便更应知悉太岳公于此事的态度之后再做决断。不管怎么说，太岳公乃华亭公之弟子，虽此二公行事大相径庭，志趣亦迥然相异，但师徒关系总是天下共知的。侄儿担心若是三伯猝然发动对华亭公的打击，太岳公恐陷入左右为难之境，届时即便不影响太岳公在朝堂处事的态度，但多少会有被三伯轻慢之感……侄儿以为此种情况实当避免。”
高拱面色一动，点了点头，道：“此言有理。”想了想，道：“此事且先放一放，待我与叔大商议之后再做决定。”
这一夜的商议最终没有得出结论，高务实虽然知道历史上高拱在这个时期的确是先妥协了一次，并将海瑞调职的，但也不敢肯定眼下高拱和张居正商议之后是否还如旧史。
即便仍然将海瑞调职，其实也不代表就真的放弃了，原本历史上，数月之后高党一反前策，再次出手打击了徐党，朝中斗争更加明显。
高务实始终想不通的是，在这先和后战之间的那几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本来已经放弃打击徐党的高党最后仍然选择开战。
实在想不通也只能先放一放，时刻注意观察，一俟情况有变再立刻做出应对。
这夜除了商讨两件大事之外，各门生也分别说了几件“小事”，一些朝政上的具体事务高务实目前并不打算插手，毕竟高拱在历史上已经干得很不错了，而他一个小孩子如果连具体各部的事情都表现得很熟悉，就太不正常，这里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他基本只是在听，没有发表什么看法。
但其中有一个小插曲，引起高务实的重视，乃是涂梦桂提到说，自师相起复，赵贞吉先是避之不迎，继而数次与李春芳私会，师相以大学生之尊又掌吏部，没多久赵贞吉便在李春芳的推荐下掌了都察院，这其中恐有什么关联。
赵贞吉原先也有领导都察院的职责，但那种领导和“掌都察院”不同，前一种情况类似于后世某副市长分管某些工作，譬如说该副市长分管公安，但“掌都察院”则相当于该副市长兼任了公安局长，其中区别其实是很大的。
涂梦桂认为这里头可能有什么阴谋，李春芳可能实际上已经站到赵贞吉一边去了。
高务实心里是同意这个推论的，否则就不能解释历史上赵贞吉去位之后，李春芳为何会惶惶不可自安，最终连续上疏请辞而最终致仕回乡了。
其实后世有史学家对隆庆后期内阁进行研究之后提出过这种设想，不过高务实并不清楚，他是从另一个方面推论：李春芳原本的政治立场就跟徐阶接近，而赵贞吉也是徐阶一派在朝廷里的明棋，因此李春芳跟赵贞吉接近甚至联合是合情合理的事。
内阁现在一共五位阁臣，高拱和张居正历来政见相近，可以算做一派，李春芳和赵贞吉一旦接近就可以另算一派，而陈以勤两不相帮可以算中立派。
李春芳有没有可能和赵贞吉接近？当然有。
李春芳虽然表现得像个好好先生，但不管脾气多好，当着内阁首辅却丝毫没有首辅的权势地位，心中肯定不会痛快，和赵贞吉接近之后，借着赵贞吉掌握的都察院的威势，李春芳这个首辅对百官才能多少有些震慑力。而赵贞吉因为前些年被打压得太狠，此次忽然一步入阁，根基上自然不足，所以他既需要徐阶留下的政治资源来夯实基础，又需要李春芳这个首辅为他树大旗、打掩护。
李、赵二人完全有联合的基础，也有联合的必要。
高务实想到这里，忽然有些明悟：高拱如果打击徐阶一党，实际上不就是在打击赵贞吉的政治基础？那么李春芳肯定不肯，因此李春芳上疏力保徐阶就说得通了——并非因为他只想做个好好先生，而是因为一旦徐阶倒下，那么赵贞吉多半也要倒，赵贞吉一旦倒了，他李春芳就真的只是个挂名首辅了，至于他为徐阶求情却被海瑞直接怼了回来，那是海刚峰太牛，没办法的事。另外，李春芳也知道，这件事陈以勤不会跳出来跟高拱对着干，因为陈以勤对徐阶当初的做法也是有所不满的。
结合原本的历史，高务实很清楚，陈以勤是真正一贯坚持“君子不党”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这个坚持现在有一个很为难的点，他和高拱是裕府同僚，偏偏和赵贞吉又是同乡，无论他偏向哪一边，世人都会觉得他党同伐异。
陈以勤除非改变其为官的基本原则，否则就只能中立。
那么内阁就成了二对二，看起来好像是个僵局。
但高务实心里清楚，这个所谓的僵局里头有两个不稳定因素。
第一个不稳定因素在于张居正，此人看起来一贯站在高拱一边，甚至此次高拱起复，他就在其中出了大力。然而他之所以出大力使高拱起复，源头在于他想利用高拱来对付赵贞吉。实际上张居正作为徐阶的得意门生，徐阶的留下的政治资源一直被他默认为自身力量的一部分，但赵贞吉的入阁让这一力量分化了，这就让张居正十分不满。或许徐阶当时的初心是让赵贞吉在内阁里头配合张居正，谁料赵贞吉倚老卖老，视张居正为后生晚辈，对其颐指气使，甚至当众称呼张居正‘张子’(无风注：大抵相当于现代称呼某人为“小张”)，张居正一贯耻居人下，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张居正站在高拱一边，怂恿高拱成为抗赵先锋，根源并不是他真心实意尊高拱为魁首，而是利用高拱的性格和高拱的圣眷为自己击败派系内部的敌手。一旦高拱顺利完成这一使命，张居正肯定分分钟调转矛头对付高拱——历史上他就是这么干的。
第二个不稳定因素正是高拱的圣眷。眼下的内阁二对二，其实高拱实际上肯定占优势，这个优势就是圣眷：皇帝对高拱言听计从。然而全天下只有高务实知道，隆庆帝只有两年的生命了……他驾崩时年仅三十五岁。
隆庆帝若在，高拱无论在不在首辅位置上，他都是实际上的首辅。隆庆帝若是驾崩，则这种圣眷顿时消失：无论万历小皇帝还是后宫陈太后、李太后，他们对高拱可没有那种近乎亲情一般的信任，到时候所有阁臣其实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后宫真正信任的反倒是宦官——后宫不了解阁臣，只好信任宦官。然而信任宦官不代表信任此时的掌印太监孟冲——他是高拱推荐的，而且并非两宫太后的身边人。陈太后无心干政且不去说，李太后因为皇帝儿子尚未成年的关系，想不干政也不行，而干政就必须掌握司礼监，于是用自己身边的冯保取代孟冲几乎是必然选择。
然而历史上高拱不肯让冯保为司礼监掌印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冯保乃李贵妃亲信，又是太子的“大伴”，一旦将来太子登基，指不定冯保就成了下一个王振。
高拱的这个“预判”当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后来魏忠贤走的也是这条路。而作为文臣领袖的首辅而言，压制宦官是其正常选择，尤其是类似王振那样的权宦，在文臣看来是绝不能接受的。但高拱没有料到的是，冯保因为是李太后的亲信，而李太后对万历过于严格，导致冯保也只能充当一个严格的监督者，并没有跟万历建立太过于亲密的羁绊，结果万历亲政之后除了鞭尸张居正之外，接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放逐了冯保——放逐了事，可能还是给了李太后面子的缘故。
几名门生走后，高拱却没有离开，并且让高务实也留下，高务实知道三伯肯定有话要对他说，倒也不觉得奇怪。
果然，高拱摸了摸自己那把著名的大胡子，就开口了：“务实，徐阶与我之间的恩怨，说到底，不是为人处世的不同，而是政见不和，这你应该知道。”
“侄儿知道。”高务实点了点头，却又道：“侄儿之所以不希望三伯此时倒徐，主要还是从三伯的名声考虑。”
高拱淡淡地道：“怕我搞得满朝上下人心惶惶？”
“人心惶惶可能不至于，但肯定有不少人心存不满。”高务实很不符合年龄地叹了口气：“三伯眼下圣眷无双，的确可以不惧人言，但徐阶毕竟当政多年，无论中枢亦或地方，门生故吏堪称无数，三伯您再怎样也不可能全数罢黜，今日打倒徐阶容易，可那无数徐氏门徒却如何处置？这些人都是隐患，一旦朝中局势稍变，他们必然跳出来反攻倒算。”
高拱挑了挑眉：“因为担心反攻倒算，所以就任由这些人效仿徐阶当年那样怠政懒政，一门心思只为做官、做大官？那内阁还要辅臣作甚，捏几个泥菩萨岂不更好？”
高务实闻言摇头道：“不打倒徐阶，不代表不反对徐阶的做法。”
“心里反对有什么用？”高拱也摇头：“要想刷新振作，有些事是一定要做的。”
高务实略加思索，回答道：“自然，君子当有所为，但侄儿以为，所谓名正方能言顺，三伯反对徐阶的理政方式，就最好仍从理政方式着手，而不必对徐阶这个人过于在意。”
高拱皱眉道：“你方才还说徐阶门生故吏遍天下，现在又说从理政方式着手，难道不是矛盾？他既然门生故吏遍天下，我即便抓几个怠政懒政之辈出来，又能抓得多少？但我若是直接打掉徐阶，那些人岂能不有所畏惧？”
高务实摇头道：“不然。他们固然会畏惧，但他们畏惧的地方不对。三伯，眼下海公是以徐家侵占田产案与徐阶相争，这个案子说到底，了不起是一桩贪腐案，甚至可能形不成贪腐，只能说巧取豪夺。三伯即便借此攻倒徐阶，也不过是在吏治整肃上起了一些震慑作用，对于官员如何正确面对自己的职责并无太多意义，甚至因为当年您与徐阶的龃龉，内外百官说不定只当成您与徐阶的官场倾轧，不仅于大局无补，还会损害您的威信。”
高拱蹙眉思索了片刻，又问：“你的意思是，我不仅不应该对徐阶赶尽杀绝，还要尽可能展现出宽宏大量的态度来？”
高务实点头道：“是。”
“那这于大局不也无补？”高拱反问。
“所以这并不是三伯要做的全部。”高务实道：“依侄儿浅见，百官人浮于事这个问题，并非打倒某一个人就能解决，最关键的，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考评制度。”
高拱眸中精光一闪：“何种制度？”
高务实想了想，道：“具体如何，侄儿尚未详细思量，但有两点原则性看法。”
“说来听听。”高拱毫不犹豫地道。
“首先，一定要量化官员政绩。”
高拱皱着眉头：“何为量化官员政绩？”
高务实道：“三伯，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们先以一个县来举例，您看如何？”
“嗯？”高拱摆摆手：“你且说来听听。”
高务实道：“先假设眼下侄儿是某县令，您呢，还是天官(吏部尚书的古称)。”
“嗯。”高拱忽然露出了一丝笑容，也不知道是为何。
不过高务实现在刚刚进入思路，也懒得多想，继续道：“我这个县令在任内，每年该上缴的税收，按照过去的惯例，基本上是恒定的。但如果我们进行官员政绩量化考核，那么如果以前每年上缴的赋税是白银一千两，我实际上缴的税银也是一千两，这个表现……”
高拱接口道：“如果不论其余，单从足额完税来说，考评为优。”
“那不行。”高务实大摇其头：“如果纳税额度毫无增加，这个考评顶多只能算勉强合格，也就是‘可’，连‘良’都应该拿不到。”
高拱面色一变：“你想用纳税额度的增量来衡量官员的政绩？那不行，那一定会导致下面的地方官强行摊派、强行加征，在这个过程中多半还会出现经办官员、吏员上下其手，雁过拔毛，结果只能是闹得民怨沸腾，甚至激起民变！”
“三伯莫急，侄儿还有下文，不过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税额的事情说明白了，再说其他不迟。”高务实面色镇定，不慌不忙地道：“三伯刚才说的这个增量二字，说得甚好，但这个增量，我们不需要一个固定额度，我们要形成一个百分比来进行衡量和计算。”
“何为百分比？”高拱微微蹙眉。
高务实解释道：“譬如去年我完税一千两，今年交了一千一百两，这个增量就是完税额提高百分之十。如果去年完税一千两，今年完税一千零五十两，那么就是完税额提高了百分之五，以此类推。我们仍以增量百分之十计算，今年我完税了一千一百两，明年如果我还要维持这个增量，那么就要完税一千两百一十两。如果后年也是，那就需要完税一千三百三十一两。”
高拱虽是实学大家，但囿于这个时代的学术局限，显然数学也谈不上很好，当下呆了一呆：“这是怎么计算的？”
“呃……这个就说来话长了，但计算肯定没有错，具体的计算方式我们不如下次有空再谈？”高务实说完，也不管高拱是什么样的反应，直接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道：“按照三伯的说法，一般情况下，这相当于连年加赋，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动乱？”
“田地数目固定，如此连年加赋，自然会出事。”
“好，那么我们再加一项考评指标：维稳。”高务实道：“所谓维稳，顾名思义，就是我这个县令必须能保持这个县的治安稳定……”
高拱大摇其头，道：“你除非拿大军弹压，否则百姓被连年加赋，到了要易子而食的地步，迟早不还是得出事？且不说这要害苦多少百姓，就说这大军弹压所要开支的军饷，那不也是开支？弄得不好，你加赋收到的那点银子还不够军饷开支！”
高务实笑道：“您看，维稳这个指标里头，如果把动用军队的开支也算上呢？就是说开支了多少军饷，要从他的完税额度里面减除掉，这不就要求我这个县令想办法开源才行么？”
“那倒是可以，但……怎么开源？”高拱思来想去：“不管你这个税换什么名目，最终不还是老百姓来交？”
高务实笑得更开心了：“所以呀，我这个县令既要想办法保证每年的完税增量，又有维稳的要求，那我就得想方设法让我治下的百姓赚更多的钱，要不然我上哪收更多的税呀！”
高拱一脸怀疑：“让百姓赚更多的钱？从哪赚？”
“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让百姓提高收入的。”高务实心里当然有很多办法，但显然眼下不可能一次性全扒拉出来，因为很多增收项目都需要其他前置条件，按照他的规划，这些事情都必须一步步来展开和实施，直接来个全面上马完全没有可行性。
于是他想了想，道：“这个问题有一个关键点侄儿必须首先强调。”
“你且说来听听。”高拱来了兴趣。
“一定要因地制宜，绝对不能是全国按照同一个模式来办。”高务实说着，就开始举例：“我们还是按照刚才这个设想来说，比如，我现在是河间府静海县县令，而且假设我有足够的事权，那么我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把县治移到天津卫。”
“移到天津卫？”高拱皱着眉头，一边思索高务实的用意，一边下意识问道：“为什么呢？”
高务实回答道：“天津卫虽然现在是卫所驻地，但也属于静海县范围，那地方其实比静海现在的县治地理位置要好得多，乃是大运河与海河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很明显。我若将县治转移至此，则西可以利用运河优势，使我县成为南船进京的临京中转站，东可以在大沽口或者大沽口附近建设港口，发展沿海运输贸易。”
高拱奇道：“天津卫眼下也可以算是南船进京的一个落脚点啊，要不然你以为朝廷在天津卫北边设立杨村巡检司是做什么的？”
高务实摇头道：“天津卫只是个卫所驻地，它现在即便在实际上成了中转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卫所本身是个半军半农的机构，放在以前，就相当于军屯，所以它并没有足够的行政功能，它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了。但如果是静海县县治转移过去，那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了，完全可以带动整个静海富裕起来。”
“哦？”高拱被勾起了好奇心，问道：“你且说说怎么个带动法？”
“把县治转移到天津卫之后，我可以在运河码头附近修一些仓库……三伯，您知道吗，那些南来北往的商人，有很多时候并不方便把全部货物一次性送进京城，如此他们就一定需要仓库，这个仓库离京城太远肯定不行，但太近又不好办。以前呢，他们几乎只能把货物就地安置在船上，或者还能在天津卫找家客栈寄存一部分，但其实不论怎样，都肯定不如专门的仓库来得方便和安全。所以我若为静海县令，就可以认真规划一下，建设一些专门的仓库，分大小、分档次来租给这些商人以收取租金，只要运河还在，这买卖就可以说永远稳赚不赔。”
高拱虽有大才，但他一直在中枢工作，思路明显不会考虑到具体某个县，因此听得呆了一呆，过了一会儿才又问道：“可这仓库谁来建呢？”
“这好办，我作为县令，可以公开布告阖县上下，说某一块地皮已经被计划建设为仓库，然后把这块地皮建设成仓库之后的商机向大伙儿说明，接着就可以开始招标了。”
“招标？”高拱又不明白了：“何谓招标？”
“呃……简单的说就是我拿这些地块出来，划分成几块或者十几块、几十块，然后让有兴趣在这里建设仓库的商人们互相竞价，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当然，他买了地之后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仓库建好并且投入使用，不然的话，我保留回收地块的权利。”
高拱恍然大悟，摸着大胡子道：“哦！也就是说，你给他们画了一张大饼，然后就靠卖地赚钱？”
“卖地当然会赚钱，但那只是一部分，而且卖地这个事毕竟只是一榔头的买卖，做不得长久，所以我还必须有其他的赚钱门路。”
“地都卖了，还有什么赚钱的门路？”高拱的商业思维当然不能跟高务实比，所以当下就表示不解。
高务实笑道：“地是卖了，可我们县衙还可以收一下管理费啊！”
“管理费？”高拱完全呆了：“地也卖了，仓库也是人家自己建的，你有什么理由收这个……这个什么管理费？”
“三伯，您这么想就……呃，算是君子可欺之以方了。”高务实露出狡黠的笑容：“您想，这么多仓库建立起来，有人要存货、有人要取货，来来往往都是人，这些人在我县管辖内，如果出了事，按例是我要处理的吧？那我是不是就在管理他们？可原先我并不需要管理这些外地来的商人啊，现在我的工作量变大了，县衙自然要分配人手来管理，我当然有理由收取适当的费用嘛！”
高务实这番话说完，高拱的脸色就有些不豫，批评道：“既为地方父母，当保一方安泰，这本是你的责任，怎么还额外收钱？”
这是什么思路啊？你们明朝的官员有这么好说话？
高务实呆了一呆：“保一方安泰也需要人呀，原先的衙役不够就得另雇，这不都要花钱？这本身也是为他们好，当然要从他们身上找回来。而且，您知道那些商人从南到北运来的货物，转手卖掉能赚多少？侄儿就是不去调查也知道，利润最少是三成以上，有些甚至翻倍，极个别的翻倍都不止。我这边收个管理费，也不是收得多贵，按照之前说的那个‘百分比’来说，我也就打算收个百分之二、百分之三这样子，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五，这不算贵吧？”
高拱一听只收这么一点，面色好看了不少，想了想：“可那些仓库本身还要收取租金呢，那些外地商人的成本不就上去了？”
哎呀，我要怎么给您解释市场经济这个黑手——哦不，是大手呢？
“这个您不用担心。”高务实摆手道：“租金这种东西，如果他们收得贵了，自然没人愿意租，没人租他们赚什么钱？所以过一段时间，这个租金一定会稳定下来，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局面。至于商人的成本，就算提高了一点点，您还怕他们不从买家手里找回来？但买家也不傻，如果提高得太多，买家就不肯买了，所以最终肯定也会形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作为平衡点。”
高拱思索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这一说法，但他又问：“可即便这些都如你所愿，赚了钱的也无非那几个建设仓库的商人，了不起也就是你的县衙多了一点收入，又哪里有你说的让全县百姓致富的作用？”
咦，高阁老果然是个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好相爷，官府赚钱了还不够，心心念念要让老百姓跟着富。嗯，不过，这的确很高拱。
但高务实毕竟是有准备的，当下就笑道：“那些外地商人把我们县既当做仓库，又作为中转站，那他们要不要在我们这儿落脚？落脚要不要吃饭、要不要睡觉？既然都要，我们县的百姓大可以和他们做生意呀！什么客栈、酒店、小吃摊、杂货铺、药店、布料店、裁缝店……甚至剃头担子都行呀。三伯，只要人多了，还怕没有人做生意？但凡有足够多的人，这里头就一定有商机。”
高拱眼前一亮：“这话倒是有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思路倒的确可以让不少人多一门生钱的路子。”
高务实嘻嘻一笑：“不仅他们生钱，我也可以——哦，我是说县衙也可以生钱……”
高拱一呆，还没来得及说话，高务实又道：“他们新建客栈什么的，总需要有地皮吧？就哪怕摆小吃摊位，也要有地方摆对不对？对于那些建房子做生意的，我们县衙可以提前规划一些无主荒地，然后卖给他们，而那些摆摊的，我们也可以专门规划出一块或者几块区域让他们集中起来摆摊。这样做的好处很多：既能形成规模效益，县衙也方便管理，而且还不会让他们把道路堵塞……但是无论哪种，我们县衙这边都是老规矩，建房的我们县衙先赚个卖地的钱，但只要你做生意，甭管是店铺还是摆摊，都要再加上管理费——嗯，其实这个管理费也可以改个称呼，譬如说：商税。”
高拱略微思索了一下，问得就更加深入一些了：“这个管理费或者说商税，总得有个收费的标准才行吧？这个标准怎么定？”
高务实道：“关于这个问题，侄儿有两种考虑，正要请三伯帮忙斟酌：第一种就是按照建筑面积或者说经营面积征税，譬如说你这个店铺占地一亩方圆，那我先定一个收税标准，比方说一个月一两银子，如果只是摆个小摊，那么经营面积可能远远不足一亩，这种的话，我一个月可能只收你十文钱——当然这个数字只是侄儿随口一说，打个比方而已。哦，对了，如果占地一亩，但这个店铺其实有两层楼的话，那就得算两亩。”
小高先生，您可真是一文钱也能掰做两文钱使的大才啊。
高拱略微思索，答道：“这个思路我看还不错，不过一亩地太大，方圆五丈的店面就已经很大了，一个月收一两银子完全没有问题。”
呃，看来高阁老也不秀气……
高务实只是微笑颔首。他心里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明后来死就死在没钱上面，其实除了军户和农民，大明民间财富相当惊人，这些“市民”阶层，特别是里面的商人阶层根本不缺钱！他们缺钱的话，埋那么多银子做什么？摆个宴席，一道羊肉用几百头羊做什么？
这说穿了就是民间财富没什么地方投资，也没什么地方消费，生生都给整成了死钱，或者造成了浪费。当初崇祯穷得黄袍都打补丁了，拉下天子脸面找王公大臣们借钱，借了几个？结果李闯进京之后光是吃大户就吃了几千万两，再后来鞑子进关，光占了个华北，收的税竟然比大明时期全国加起来还多，钱哪来的？
后世各种学者写过无数专著、文章，虽然他们对于一些数字有争议，但几乎没有争议的一点也是明确的：大明其实不缺钱，真正缺钱的居然只是朝廷！而大明的税率更加神奇，别说商税低得让后世之人震惊得无以复加，就算农税其实都相当低。
那为什么最后还是有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还不是因为交税的主体出了问题！没地少地的人在勒紧裤腰带交税，而真正占据大量田地的人却只交极少的税，甚至干脆不交。如果是承平年间或许还勉强能苟活着，偏巧又碰上小冰河时期，整个北方天灾不断，就凭大明朝廷穷得只差当裤子的财政实力，自然也没有什么救灾的能力，能不沸反盈天了？好巧不巧的，关外的通古斯野猪皮还造反了……
所以说大明的问题属于互相关联的连环症，或者说并发症，不是光解决一样就万事大吉的，要解决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但问题虽多，高务实这个在后世从过政的人却深知，世界上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都必须落在钱字上面：只要有了钱，这些事都能处理；没有钱，大家就等着老朱家凤阳祖坟被挖，接下来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估计也没得跑。
至于让他小高先生化身军神，四方征战、一扫寰宇……开什么玩笑，他高某人当初是学法律出身，在党校进修的是经济，让他放弃自己所长，跑去带兵打仗？他又不是陆军指挥学院毕业的！
军事这块，高务实自己估计，了不起就是改革一些军制，引导火器研发，监督军工质量，然后提高军队待遇罢了，具体打仗的事情还得让专门的人去干——远的不说，现在“俞龙戚虎”可都还在呢，虽然历史上，这两位的晚景都不太妙，但自己既然打算拯救大明，这两位大才自然是要利用好的。
这时高拱又想起一件事，道：“还有，刚才只说了利用运河的一些举措，你还没说在大沽口修建码头的原因。”
高务实心道：这件事牵扯到的方方面面太多了，也不知道三伯会不会支持？
高拱看出高务实有些犹豫，想到今天已经收到了如此多的意外惊喜，虽然只是一些思路，实际上上还有很多问题，真要动手去办肯定还要审慎再三，但至少可以看出自家这个侄儿于理政实有天纵之才，说不定他心里对于建造港口的构思也能给自己一些启发呢？
当下就露出笑容：“家中闲谈而已，有什么话但可直言。”
高务实想了想，试探着问：“听说去年七月，黄河决口，洪水自考城、虞城、曹县、单县、丰县、沛县一路蔓延至徐州。由于河水旁流，徐州周遭的运河尽数淤塞，徐州以南河道水位降低，最终导致两千多艘粮船被阻塞在邳州不能前行？”
高拱这次反应极快：“嗯……怎么，你也认为应该改漕运为海运？”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棘手。”高务实想了想，道：“但总的来说，我确实赞同以海运代替漕运，这件事……长痛不如短痛。”
“长痛不如短痛？”高拱一挑眉，摇了摇头：“这件事恐怕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你可知你所说的这个短痛，能痛到什么程度吗？”
高务实心道：我所了解的都是后世的一些论点，也不知道全面不全面，倒不如听听三伯怎么说的，再做打算。
于是恭恭敬敬地道：“侄儿亦恐所知不详、所虑不周，还请三伯指点。”
高拱见他态度端正，点了点头，叹了口气，幽幽地道：“海运本始于前朝元代至元年间，待太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后，因为一些关系，屡行屡停，前一次完全禁停还是在嘉靖四十五年时。”
高务实心中诧异：原来明朝“南粮北调”是搞过海运的，而且还是“屡行屡停”，直到前几年才全面禁止？可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一次全面罢停海运，也不是没有争议，朝廷上下内外，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每当漕运受阻，恢复海运的呼声就愈发高涨。当初海运刚罢，廷臣就曾纷纷议复，原因也是在于漕河频繁溃决，漕运屡受阻滞，漕船漕粮大量漂失，进而导致太仓空虚，京师官民惶恐不安。今上继位之后，黄河水患也不见好转，仍是时有发生，这次漕河又大淤于下邳……唉，我国家仰东南米粟，岁不下几百万，一旦淤塞，则京师唯坐困而已。”
高务实皱眉道：“水患天灾，人所难料，不过我听说河总翁公年前上疏请开泇河？不知三伯与朝廷诸公对此办法如何议论？”
河总翁公，指的是现任总理河道翁大立。
高拱点了点头，道：“是有这么回事，翁儒参随疏上表的还有十二幅图，画了大河泛滥地区的灾情惨状，圣上观之大恸，命内阁及户部、工部等诸公议处。”
“翁公请开泇河的理由成立吗？”高务实问。
高拱沉吟道：“翁儒参说：治河当视其大势，虑患务求其永图。顷见徐，邳一带，河身垫淤，壅决变徙之患，不在今秋，则在来岁，幸而决于徐、吕之下犹可言也，若决于肖、砀之上，则闸河中断，两洪俱涸矣。幸而决于南岸犹可为也；若决于北岸，则不走张秋，必射丰、沛矣……今以资河为漕，故强水之性以从吾，虽神禹亦难底绩！惟开创泇河，置黄河于度外，庶为永图耳……自西北而东南，计长五百余里，比之黄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头活水，脉络贯通，此天之所以资漕也。……若拼十年治河之费以成泇河，泇河既成，黄河无虑壅决矣，茶城无虑填淤矣，二洪无虑艰险矣，运艘无虑漂损矣，洋山之支河可无开，境山之闸座可无建，徐口之洪夫可尽省，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有省尚有余抵也。”
高务实想了想：“听起来似乎也颇有道理？”
高拱摇了摇头，叹息一声：“道理归道理，可你也要注意，翁儒参说要拼十年治河之费以开泇河。也就是说，他预计开这条泇河的费用至少十倍于目前每年的治河经费。朝廷府库窘迫，从哪弄这么一大笔钱？还有，你不要以为他说十倍，就真的以为刚好十倍，老夫在朝为官数十载，还不清楚下头这些手段？眼下说是十倍，等朝廷真的决定开工之后，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说，这个十倍仅指用工之费，剩下还有人员口粮、工钱、赎买沿河田土等等，零零总总能给你报上来几十项，总而言之就一句话，至少再来一个十倍！嘿，他翁儒参作为河总，只需要想出治河的办法，谁也不能说他尸位素餐。然我等执柄机要，难道听他这么一说，就把天下府库全投进这一件事里去？更何况，眼下就是全投进去都不够！”
哦，闹了半天，还是出在没钱上了。
高务实苦笑道：“那怎么办？黄河泛滥这事儿，总是要想办法解决的，就算一时无法根治，至少也得逐年缓解才行，要不然动辄就来一次‘损失巨万’，朝廷也损失不起呀。况且每一次泛滥，沿河百姓死伤无算、流离失所，朝廷如果始终找不出办法，那……也是在打击朝廷的威望民心啊。”
高拱大胡子无风自动，扬眉道：“我非不愿为，实朝廷暂无此力也！”他说着，竟然坐不住了，站起来踱着步子，道：“此前由我定策开海于月港，如今朝廷一年能多近两万两银子，占了福建税银的三成。按老夫本意，朝廷大可以再多开几处港口，但上下反对者巨众，都是拿些糊弄鬼的理由说事，以为老夫不知？可眼下朝廷的事情千头万绪，老夫一时也难以处置他们，只能一件一件事来，得有个先后。”
他顿了一顿，继续道：“一条编法(注：即一条鞭法。)搞了这么些年，算是有些效果，但一有效果，就有人心情操切，甚至连叔大前次也试探着问我，要不要将之推广于全国。我看他也是忙中生乱，这法子哪能随便全国推广？如江浙等地富庶，百姓税粮折成银钱上缴，自然上下两便，可如陕甘等处，原就贫瘠穷困，若是折钱缴税，银钱从何而来，不还得找那些官绅豪富去换？你当那些人会那么好心，你说要换他们就换给你？肯定要雁过拔毛，到时候只怕那里的百姓就得卖儿鬻女，唉……朝廷要办点事不容易啊，很多事不能不办，但又不能失之操切。我辈持柄中枢，一举一动皆须再三思量，以图万全，否则王荆公当日旧事不远矣。”
高务实不想偏离话题，又悄悄把话头引回来：“既然翁公此法朝廷眼下行之颇有难处，那朝廷可还有其他办法？”
“有。”高拱伸出一根手指：“有一人姓潘，名季驯，字时良，号印川，你可知晓？”
高务实心中一动，点头道：“有所耳闻，听闻此公也曾为河总，前些年丁忧去职。”
“不错，嘉靖四十五年时，他接通并疏浚了留城旧河，先世宗皇帝加他为右副都御史，正欲大用，谁料他家中生变，以丁忧去职，过了没多久，又逢先帝驾崩，今上继位，此人就被朝廷给忘了。”
高务实笑道：“可三伯这不是没忘吗？”
高拱摇摇头：“不怕你笑话，我也是因为兼管吏部，翻阅案牍，这才想起他来。老夫这次起复不久便给他去信，询问治河之法，他的回信前不久到了，也的确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法子……只是这法子数千年来未曾有人用过，老夫也不知道该不该信他？”
高务实心里头猛然一紧：来了！
潘季驯要开大！这位禹神二世的绝招“束水冲沙”要来了？
高务实深吸一口气，用尽量平静地语气问道：“如何前所未有？”
高拱微微回忆，答道：“他在给老夫的回信中说：照得自去岁海口至黄河之水壅不得下，积沙伏地。徐邳一带河身渐浅，已非昔日。水一泛滥，即漫堤上。是以复有睢宁之决。即使邳州上下仅复故道，安能使徐、吕之河尽去伏淤?为今之计，当自徐至邳，自邳至淮，查照两崖堤岸，如法高厚。两崖之外，仍筑遥堤，以防不测。庶几水由地中行，淤沙亦随之而去。数年之间，深广如旧，冲决之变亦自免矣。看得黄河淤塞多由堤岸单薄，水从中决，故下流自壅，河身忽高。访得二洪以南，堤岸十分单薄，诚恐五月水发，水从旁决，则白洋诸浅之淤方通，而二洪以南之患随之。”
高务实早有准备，立刻开口道：“此法虽新，然古时实有人提出，只是未及施行。”
“哦？”高拱满脸诧异：“何人曾有此议？你又从何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