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中勋贵们对大阅兴趣不大，因为不管阅不阅，他们的官位基本都是固定的——就在五军都督府里面来回打转。
人，一旦没有了向上的欲望，也就没有了进步的动力，此事自古皆然。
但兵部对大阅这件差事却是相当重视的。在眼下这个基本可以算得上承平的年代，兵部要捞点拿得出手的功劳可不容易。
蓟镇那边，董狐狸什么的，早就被戚继光教训得够了，现在已经很少往蓟镇这边来。
虽然迄今为止，戚继光因为以步对骑，加上朝廷“西怀东制”的总战略，他也很难给对方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
蒙古人早就失去了什么“再夺中原”之类的雄心壮志，南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抢掠。既然如此，抢不到东西，还总有损失，这种亏本仗在蒙古人内部当然也是不得人心的，蒙古首领们也不傻，当然就不肯多干。
但戚继光老实，不代表李成梁也老实。
戚继光的风格是，只要你敢来，我就坚决打回去，打到你不敢来为止。
李成梁的风格是，你来任你来，来完我再去打你，守土什么的不是关键，关键是我要军功。
所以这样一来，戚继光这边现在几乎没事做了——对方不来，朝廷又没有让他打过去的意思，他一个规规矩矩的武将，可没有胆量跟高务实那样“擅开边衅”。别说万一打输了肯定是一长串的人头落地，就算一如既往的打赢了，估计也一样保不住脑袋。
戚继光捞不到仗打，兵部想捞点功劳也就只能眼巴巴望着辽东了。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辽东的李成梁，李成梁这人很会来事，蒙古人去辽东抢劫，李成梁五次截击大概只有一次能够准时堵住对方，然后将对方逼退回去。
但是，剩下的四次他必然会穷追不舍，一直深入蒙古境内，把人家大杀一场，至少捞两三百个蒙古人的首级才肯善罢甘休。
大明一贯是以首级论军功的，这样一对比，结果就是怎样呢？
一看戚继光这边的战绩：蒙古某部三千余骑进犯，蓟镇总兵官戚继光督兵迎敌，击溃来犯之敌，该敌败走，是役阵斩夷首十五级，夺马五十三匹，骡二头，器物三百六十九件。
再一看李成梁这边的战绩：夷酋某某等，数遣零骑侵边，复纠众千余从永奠堡入犯，总兵官李成梁督兵追击之，斩级七百五十有奇，擒获一百六十名，且歼其酋首八人，夷其坚巢数处，所获马匹夷器甚多。
一边戚继光击溃来敌三千骑兵，没有让人进入边关之内，大明百姓未损一人，民财未失一文，但因为只拿到十五颗人头，结果朝廷这边一计算，兵部也只能按照规矩赏钱，另外皇帝额外赏戚继光银三十两。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另一边蒙古人一共就千余骑，李成梁早没应对，等人抢够了，突然杀出来，砍了七百五十多颗人头回去邀功，朝廷一看，哇塞，大捷啊，赏！李成梁加宁远伯！
可是，一千余骑兵祸害地方的时候，大明百姓难道能够只死七百多个？这大明百姓的人头丢了，找谁喊冤去呢？
军人，击杀敌军自然应该，可首要任务难道不是保护百姓吗？
但是大明的军功祖制告诉你，不是这样，因为保护了多少百姓，这个是没法精确计算的，按这个搞的话，下面的武将们一定会胡吹大气，太不利于统计了，所以干脆不算。
换句话说，不管你击溃、击退了多少敌人，只要没捞到敌军的首级，这个军功都是不作数的。
因此像戚继光这种坚持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打法，又是面对清一色的骑兵，当然就捞不到什么军功了——人家就算被打死了，尸体也大多能被战友给捞回去。
李成梁之所以很少带领步兵出战，就是因为步兵对他来说是个累赘，严重拖累了他斩首捞军功的速度。
但现在，兵部偏偏只能靠着辽东的一点战功保持存在感了，这当然也不是兵部希望看见的，所以今年既然有大阅，那肯定要好好干，让皇上看一看咱们兵部也不是打酱油的闲杂部门。
八月初八，京营大阅。
天气还有些炎热，但京师已经热闹非凡，无数人涌出阜成门外远远地观看这十年难得一见的盛举。
皇帝的御驾在大汉将军们的护卫下穿过人群，引起阵阵山呼万岁之声，道旁跪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不过，一身戎装的高务实跟在皇帝身边，却有些撇嘴——京师百姓这“规矩”还不如广西土司呢，山呼万岁的同时居然还伸长了脖子朝皇帝望来。想当初黄芷汀在思明府出行，土民恭敬得头都不敢抬，活像是在啃泥。
后世有砖家说明朝统治严酷，也不知道是跟谁比的，这大明的统治要论严酷，明明前比不了蒙元，后比不了鞑清，哪就严酷了？跟皿煮时代比的吗？
朱翊钧看起来也不是很“威严”，而是面带微笑地左右打量，然后兴奋地对高务实道：“务实，你觉不觉得，京师百姓对于一场大阅也是喜闻乐见的。”
那是，中国人有这个传统啊，但凡有热闹看，甭管什么事，哪怕是砍头，他们都是喜闻乐见的。
当然，想可以这么想，话不能这么说。高务实笑吟吟地道：“皇上所言极是，京营是护卫朝廷、护卫神京的重要武力，能够看见京营振奋，京师百姓自然欣喜异常。他们今日能看见这样盛大的阅兵，都是有赖于皇上的圣裁宸断。”
朱翊钧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看起来万分惬意，但还是摆了摆手，道：“光是朕可不够，圣裁宸断什么的，总得有个由头，这事儿归根结底还是你的功劳，要不是安南大胜，朕如何能为祖宗复九世之仇，乃至于有此盛举？”
高务实在这件事上谦虚过无数次了，朱翊钧却总要提起，他不得不再谦虚了几句，然后话锋一转，道：“皇上，前头就是京营的阵列了，您瞧着有没有觉得缺了点什么？尤其是神机营那一片。”
朱翊钧闻言一怔，下意识眯起眼睛朝神机营的阵营望去，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对，顿时有些不自信地问道：“有什么不对吗？朕……好像没瞧出来。”
高务实道：“神机营有枪有炮，但却没有刀锋剑芒，看起来就少了几分肃杀凛冽之意。”
“哦！”朱翊钧恍然大悟，四下对比看了看，点头道：“果然如此，不过神机营一贯是火器营，没有刀锋剑芒也是情理之中，总不能再给他们加配一把腰刀吧？那恐怕反而碍事。”
高务实道：“配一把腰刀那是不必的，不过根据这次安南之战得到的经验，臣给隆庆二式火枪设计了一个改良版，可以很轻易的在枪头加上一截刺刀，临敌之时，一旦敌人已经冲到跟前，来不及装弹，又或者我军大胜，正在全力奔驰追敌，无法停下来装弹，这时便可以将刺刀套上，由远程火枪手变成近战刺刀兵，弥补了我军火器兵缺乏近战能力的缺陷。”
“哦，是这事儿，朕想起来了，几年前你就提过这个构想，但你当时说铁质还不够坚硬，如果加装一截刺刀的话，枪身和刺刀的强度都不能保证……怎么，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朱翊钧有些欣喜的问道。
这个问题当然解决了，要不然高务实也不会说。前世他小时候看过他爷爷在***时代留下来的一本土法炼钢小册子——这东西在那个年代到处都是，后来要不被人用来引火煮饭，要不干脆就在厕所用掉了。
但高务实的爷爷是个乡村教师，没有烧书的习惯，就一直留了下来，高务实小时候也没什么消遣，家里的一些书啊、册子啊，但凡还有点意思的，都被他翻烂了。那本小册子他也看过，不过那个时期已经没有实践的机会了，所以他也就囫囵吞枣的看了看，记得个大概罢了。
自从京华开始进军钢铁行业，这本小册子一直都在发挥作用，并且迄今居然还有一部分技术搞不定——这可真是为难人了，因为高务实弄懂理论不难，却难于手癌以及某些细节记不清楚。
直到朱载堉被他请出山，两人书信往来的合作之下，才解决了渗碳的问题。
众所周知，钢铁的硬度主要由含碳量来决定，通常情况下来说，可以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含碳量越高，则硬度越大，但也就越容易断裂；含碳量越低，则硬度越小，却也就越容易拉伸。
可是，渗碳是一种很考验科技水平甚至操作水平的活计，因为正常来讲，渗碳必须均匀——比方说一把刺刀，其在制造的时候渗碳不均匀，那么它的强度也就不均匀。万一出现拼砍，含碳量低的那部分硬度低，就容易缺口；而如果是拼砍时碰上了重型钝器，含碳量过高的部分又有可能断裂。
因此，如何均匀渗碳，一直都是这好几年来京华钢铁的重点研究项目。
其实古人也知道渗碳的重要性，只是没有形成理论，而是靠经验行事。从考古发掘的含碳块炼铁器物来看，中国古代有意识的在铁器中渗碳，大约始于春秋时期，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至前6世纪，那个时期出土的器物中的碳很容易被测出。
在中国，古人有三种方法获得低碳钢、铁，一是块炼铁，二是退火脱碳钢，三是炒钢，这个暂不赘述。
科技的进步并不是有个好点子就能马上用出神效来，高务实提出的渗碳、渗氮、淬火等技术，在后世都是早就过时的垃圾技术，属于“土法炼钢”时期的水平。可是放在此时，京华那么多大匠，忙乎了七八年也没完全掌握——可以搞出来，但成品率不到三成。
最后还是朱载堉这位真正的科学巨匠出马，通过无数次试验，总结了一套详细、复杂的流程，又为每个程序定下了严格的数据，这才把成品率提高到七八成左右，勉强算是值得投入生产了。
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高务实才推出隆庆二式的改款。
实际上，这应该不能算是改款，而是一次换代。因为不光刺刀材料是新型高碳钢，连枪体材料都换了。
所以，京华内部已经把这次换代的火枪称之为“万历一式”。
之所以高务实还没有决定要不要采用这个名称，则是因为其在“火枪”本身的技术上没有多大进步——依然是滑膛枪，没有膛线。
不过，考虑到赚钱的必要性，高务实心里已经准备同意下面的要求，将之命名为“万历一式刺刀款”——换代嘛，技术进步了，材料更新了，价钱当然要提升喽。
之所以找这个机会跟朱翊钧说，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毕竟，这玩意儿不能仅仅是京华自用——京华再牛逼，也就能装备两三万支，哪怕强迫安南方面换装，由于高务实也不可能让安南兵全面换装，所以顶多也就是五万支的市场，单支利润再高也很有限。
因此大明军方这个市场才是大市场，如果大明的改革能够继续稳步推进的话，这个市场至少能达到几十万支，如果加上后续的战损、换代等等，破百万并不奇怪。
仔细地给皇帝介绍了一番，朱翊钧笑呵呵地道：“既然你说得这么好，到时候让人把新式和旧式的产品各送一支给朕看看，另外也别光给朕，让兵部和京营、边军都参与一下，还有军械局、兵仗局他们，也都看看，免得到时候又有人跳出来多话。”
高务实心头暗喜，面上却不动声色地答应了。
朱翊钧又道：“还有，这个价格提高有点多，一支枪要二十四两银子，刺刀还要六两，前后就是三十两啊……朕记得佛郎机人的火枪都没这么贵，你们京华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哦，成本控制，对，成本控制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他眨了眨眼，凑近高务实一些，小声道：“务实，你老实跟我交代，这火枪加上刺刀，成本到底多少？”
高务实苦笑道：“那个炼钢技术才刚刚搞成功，成品率只有七成，把这个算进成本里面，一支枪加一把刺刀，成本大概二十四到二十六两，卖给朝廷的话，由于京华还要自己负担一部分运费，大概能赚五两银子。”
朱翊钧听了倒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这还差不多，我就怕你也跟有些人一样，哭着喊着说没赚钱……五两银子一把的利润，嗯，不算少了，不过也还能接受。”
高务实苦笑着没说话，朱翊钧想了想，又问道：“那个成品率什么时候能提高，到时候能不能降价，比如二十八两能够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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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推销武器一事毕竟只是插曲，乃是趁着皇帝还在骑马前行的路途中找机会说上一说罢了，等皇帝的御驾到达阅兵台附近，这个话题也就自然告一段落了。
高务实本来是不打算一身戎装的，毕竟他在安南打仗的时候都没穿过所谓的“战袍”，但由于朱翊钧非要让他陪同，他才不得不整了一身罩甲，免得跟朱翊钧这个领导不协调。
阅兵台前，武臣勋贵们已经跪了一地，在英国公张溶、定国公徐文璧、成国公朱应桢的带领下，恭迎皇上的到来。
朱翊钧见张溶已经病得脸色蜡黄，只剩皮包骨头了，上前亲自搀扶了一把，道：“英国公请起，诸位爱卿也都平身吧。”
张溶自己根本站不起来了，身边的张元功、张元德兄弟赶忙把他一左一右架着扶了起来。
皇帝见了心中也不禁唏嘘，关切地道：“英国公，待会儿事毕，你早些回去休息，后续那些流程你就不要陪着了，你这样朕瞧着也过意不去。”
“皇上……老臣谢皇上隆恩。”张溶有些动情，他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怕是熬不过今年了，好在皇上看来对英国公府还是眷顾的，这也让他多少有些安慰。
朱翊钧其实除了面对高务实之外，也不是个很会表达感情的人，心里虽然有些发堵，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点点头，又对张元功、张元德兄弟交待了一声：“好好照顾老国公。”然后便转身上台去了。
这种时候高务实不能抢话，只好朝张溶和那两兄弟点了点头，也跟着朱翊钧上去，站在朱翊钧身旁。
兵部尚书吴兑显然是本次大阅理所当然的主持人，他先上来朝皇帝见礼，然后请问皇帝是不是现在开始。
朱翊钧早就等不及了，大手一挥就说：“即刻开始。”
吴兑立刻走到中间靠前的位置，朝台下的一种勋贵下令。
第一个得令的是成国公朱应桢，虽然这厮根本不会打仗，但他是成国公嘛，又是目前的前军都督府左都督，第一批次受阅的就是由他指挥的部队。
当然，“由他指挥”这个说法本身并不确切，因为实际上现在的五军都督府相较于正统年间以前，权力权威早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实际上朱应桢对于挂在他这个前军都督府左都督名下的卫所，也只有统兵权，并没有调兵权。
实际上，五军都督府目前还能做的只有三件事：管理军籍，管理屯田，以及推选将领，甚至连作为武官最重要的领兵出战的权力都已经基本丧失殆尽了。
但实际上，连这三项权利，也被六部侵占了很多。
比如说管理屯田，成祖永乐时期“以五军都督府总摄天下屯政。”
建文四年九月，令五军都督府给各个都司下达指令“令卫所屯田如旧制，卫指挥一人，所千户一人专提调，都指挥督察之，岁终上其所入之数，以课勤怠。”
永乐九年九月，有卫所军士因入京操练耽误屯种，但五军都督府“必欲追纳”强征屯粮，军士只得击登闻鼓诉状。
宣德三年三月，在皇帝给五军都督府的敕书中，指责“屯种徒拥虚名，兵食常不给足”，进而要求五军都督府必须“务屯种”。
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五军都督府对于屯田事务还是负全责的。
不过随着储粮户部郎中的设立，在九边等地逐渐形成了总督、巡抚、户部郎中和兵备道的管理体制。具体开垦荒地、清理屯田等事由户部郎中和兵备道负责。
过去那种军屯情况完全由都司、卫所报告给都督府，然后再转行给户部的程序，已被打破，兵备道可直接向户部报告清理屯田和拨军屯种情况。五军都督府管理屯田之职掌已大为削弱。
而推选将领，则是被兵部侵占了权力，甚至……连翰林院都分了一杯羹。举个例子，现在的武举考试，就是从翰林院和詹事府选两位史官担任考试官的。
嗯，譬如高务实现在就够这个级别，他虽然是个完完全全的文官，但如果被皇帝点将去主持武举，那一点都不奇怪，虽然名义上肯定会有一位或者数位国公爷同时充当武举考官，但其实最终说了算的，却是那两位翰林老爷。
唯有一件事，迄今为止仍然是五军都督府的直接执掌，外人无法插手，那就是掌管军籍。
掌管军籍，才能吃空饷。所以这个权力，勋贵们是打死都不肯让出去的，否则他们就不光是权威不保，而是富贵不保了。
前军都督府光是在京的军籍人数，按理说就高达差不多五万人，不过这次大阅，朱应桢即便是看在高务实的面子上，也只挑了两千五百人出来——这已经颇为尽力了，乃是矮子里面拔将军，最后才选出来的一批勉强能看的“军人”。
至于，要问剩下的人怎么回事……大概一半是在吃空饷，一半在做工和务农。
实际上，前军都督府中，偶尔还能集合起来训练一下子的，拢共也就四五千人，而其他各都督府，大致上也差不多。
换句话说，堂堂大明京营，理论上最精锐的部队聚集地，实际上能勉强算是作战部队的，最多不超过三万人。
好在，除了这批京营卫所兵之外，京师的防务还能指望一下班军，不过班军的兵力也只是理论上稳定，而且由于班军到了京师之后，也经常被派出做工，所以各地对于选派班军也很不积极。
关键是班军的用度开销居然还是其原籍地方负责的，京师这边顶多偶尔打赏一点。如是，对于原籍地方而言，那自然是恨不得一个兵都不派才好，由此也就经常出现扯皮。
兵力虽然少了点，但不得不说，这批京营士兵光看走出来时的卖相，还是比边军要好。
高务实是见过边军的，无论是宣府、大同的边军，还是广西的卫所兵，在高务实看来，基本都和叫花子差不多，武器五花八门，衣服破破烂烂，怎么看怎么不靠谱。
而这批朱应桢挑选出来的“京营精锐”，鸳鸯战袄都是崭新的，赤红发亮；武器更厉害了，油光水亮得宛如新出炉的产品——其实真差不多，这些武器发放下来之后，这几天刚从库房里清点出来发给他们使用。
朱翊钧是看不出来的，只觉得这支部队光是看上去就很不错，所谓旗帜鲜明、甲坚兵锐是也。
朱应桢悄悄偷看了皇帝一眼，见皇帝面带微笑，不由得心中松了口气，回忆了一下突击学习来的几手旗语，拿着手中的小旗挥了两下，旁边的旗鼓立刻一变。
其实朱应桢的动作错了也没关系，下面的旗鼓手都得到过叮嘱，不必看国公爷怎么挥他手中的小旗，只管按照事先“彩排”的动作来办就是——反正下面的那些士兵也只会按照“彩排”的阵势变化，要真是临时指令，下面根本玩不转。
随着旗鼓变化，这两千五百人演练的阵势也在变化，一共变了三次，高务实大致看懂，大概是防守、徐徐进攻和缓缓后撤三样，但具体叫什么阵，他也不知道——毕竟他虽然被朱翊钧搞得强行顶了个名将的名头，其实却只是个半吊子。
不过，这次演练在朱翊钧看来近乎完美，高务实这个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接触过军旅的人却发现了不对劲——怎么还有人抢拍啊？进攻的快节奏鼓点还没结束，没有换成沉重而偏缓慢的后撤鼓，怎么下面的士兵已经开始整队后撤了？
愣了一愣之后，高务实朝吴兑和朱应桢打量了一眼，尤其是仔细看了看朱应桢的表现，他才终于肯定：他喵的，这是在演戏啊！
朱应桢的指挥和旗鼓手的步调不一致，旗鼓手有时候会抢朱应桢的拍子，而下面的士卒跟旗鼓手的步调也不一致，士卒们有时候会抢旗鼓手的拍子。
这样一对比，朱应桢的好多指挥简直慢了两拍！
高务实一下子汗都出来了，我去你大爷的，老子呆在燕京十年，就靠你们这群演员守卫着？！
然而比他更加门外汉的朱翊钧一点也没察觉到，只觉得士卒们虽然偶尔显得步伐不那么齐整，但整体演练还是不错的，各种变阵行云流水，一点迟滞都没有，可见京营不是完全不行，只是估计这样的精锐数量比较有限——皇帝又不是不知道京营吃空饷的事。
朱翊钧满意之至，转头对高务实笑道：“务实，我想起你骂郑松那贼獠的话来了：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少年天子意气风发，指着台下的演员们大笑道：“朕有这般精锐，何愁中国不靖、四方不平？务实，你看这京营如何？”
高务实强行挤出笑容来，干巴巴地道：“圣上所言极是，今日这表演，呃，这操演……委实精彩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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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阅，是一场胜利的大阅，象征着大明“最为精锐”的京营仍然具备极强的战斗力，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胜利之师，威武之师，能够切实保障大明京师之安全，能够有效策应和支援九边乃至各地用兵之所需。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朝廷上下看起来都是信了的，连“南征名将”高务实都被迫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总而言之一句话，京营是很厉害的，你们要老实一点。
大阅完成，告祭反正就是那套仪式，倒是不必过多赘述，反正对于高务实而言，就是陪着皇帝走一趟，该磕头磕头，该代念祭文代念祭文。
这些事情办完，高务实这位再次新晋为日讲官的左庶子，终于轮到了要上值讲课的时间。
没料到，就在讲课前的两日，高务实正在詹事府值房“备课”，讣告传来：张溶卒。
张溶是英国公，除皇室的亲王、郡王之外的最高外臣之爵，按例辍朝。
同时由于英国公府跟高务实关系密切，高务实少不得要亲自上门致哀，加上世子张元功跟高务实关系极好，又请他帮忙挥毫，为祭文书丹等等，这又耽误了几日。
尘埃落定之后，讲课便到了九月初。
高务实是堂堂六首状元，早年就有《龙文鞭影》、《新郑对韵》等书问世，年纪虽小，却算是文名鼎盛之辈，然而对于经筵日讲官而言，他毕竟还是个新人。
新人就意味着，他还不能讲四书，只能讲《五经》。但五经一般不会随便扔一门让讲官来讲，而是必讲其当年主治的一科。
高务实治《周易》，因此他现在只能讲《易》。
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实行情形亦不尽相同。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
明初之时，诸帝勤政好学，讲学虽未制度化，但于圣学犹无大碍。到了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柄政，有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乃上疏请开经筵。从此制定经筵仪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进讲，帝御文华殿讲读，遇寒暑则暂免。
开经筵为朝廷盛典，例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大学士或知或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等官侍班，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人员。
不过那是“经筵”，不是日讲。除每月三次的经筵外，尚有日讲，只用讲读官和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每伴读十余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
日讲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或称小经筵、小讲。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高务实虽然官至左庶子，这个位置如果是资历较老的史官充任，有时候甚至会掌翰林院事，但显然高务实属于资历最浅的那一类，不仅不能掌翰林院事，在翰林院的位置甚至不算特别高。
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讲，规矩自然不大。
没有内阁大学士前来侍班，只有一个讲读官，乃是熟人：左春坊左赞善沈鲤。
左春坊的主官是左庶子，乃是正五品，与大学士同级；左庶子以下是左谕德，从五品；再下是左中允，正六品；再下才是左赞善，从六品。
所以说朝中有人好做官，高务实一个后来人，现在反而是沈鲤的上官。当然了，高务实考得好，而沈鲤会试虽然考得不错，但廷试考砸了，幸好馆试又考得不错，要不然今天也就不会在此做讲读官了。
但廷试考砸对他显然也是有影响的，因为翰林史官平时要是不捞个编纂先帝实录以及如《大明会典》这样的差事，升官是很慢的，一般只能熬资历，很少有高务实这样翰林官干了几个月就外任，然后居然以外任时的功劳升官回翰林院这样的好事——外任捞功劳本来就比翰林院简单多了。
所以，不能成为特例的沈鲤到现在还只是个从六品的左赞善，然而他今年都五十岁了，而高务实尚未及冠。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易，变化之道也。”高务实不打算像一般的讲官一般光讲大道理，但不代表道理就能不说：“昔年臣选本经，舍其余而取《周易》，为的便是了解这变化之道。”
“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诸般变化之中，我等为人者，如何才能趋吉避凶，此乃《易》所欲讲之道也。”
“孔子晚年感慨：‘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圣人看出了《易》的精髓。《周易·系辞下传》中说，‘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谓易之道也。’何为无咎？无咎便是没有凶险，没有大的过错，亦或是就算有过错，也没有关系，这才叫做无咎。无咎才是《易》告诉我等的人生最高境界。”
“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谓易之道也。反省补过无咎。无咎者，善补过者也。”
“此言皆出自《周易·系辞传》。谁人无过错？无非大小而已。无咎，不是不犯错误，而恰恰是犯了错误以后，能够及时反省和改正。《左传》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称赞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不贰过，就是不重复犯错误，善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周易》上同样说，‘震无咎者存乎悔’。要达到无咎的状态，必然要善于反思悔过，如曾子的‘一日三省吾身’。反思悔过是改过的前提，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反思、悔过，则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就不知道如何去改正。要真正达到无咎，就要随时反省自己，随时随地要能检查出来自己每一方面的错误，随时随地检查、反思、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时皇帝发问了，朱翊钧问道：“先生方才明明说变化之道，此时却又说无咎，此二者有何关系？”
朱翊钧平时称呼高务实，是君对臣，所以直呼其名，不过为了表示亲近，才只呼名而不称姓。但讲读时不同，朱翊钧在这一块还是比较随他父亲隆庆，不管哪位讲官，在讲读时他都称先生——仅仅这个时间里。
高务实微微笑道：“天地万物皆变，我亦当有所变，然则世间终有不变之理，即为道也，此道在易中，便是求‘无咎’。”
朱翊钧又问：“无咎，便是尽量不犯错，或者即便犯错，也当尽快改正么？”
高务实道：“易说：‘震无咎者存乎悔’。又说：‘谨慎无咎’。还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此三言，皆是一个意思：谨慎。”
但朱翊钧有不同意见，他问道：“朕举一例：今年辽东洪涝，应天也洪涝，此天灾也！其地其民，该如何谨慎，才不使之有洪灾，可以‘厉无咎’？”
对于此时的明人而言，哪怕再有学问，这一问可能也无解了，或者就只好扯“天人感应”，说洪涝是上天示警云云。
但高务实却笑道：“洪涝不可避免么？非也。臣也举一例，昔年黄河水泛和其严重，然则这些年以束水冲沙法治水，以水泥加固河堤，黄河水泛便减轻了许多。又举一例：昔年长江水泛亦严重，尤其是湖广等地，常常于夏秋之际泛为泽国，然则自从前几年湖广兴修水利，如此数年之后，水灾减少了至少一半。可见，谨慎并不代表不做事，它代表有些事应当提前准备，提前做好应变措施……所以您看，天地虽变，我以谨慎相待，便能无咎。”
朱翊钧哈哈一笑，道：“先生所言极是，如今土默川大变在即，不知朕该如何以‘谨慎’而至‘无咎’，还望先生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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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右翼蒙古方面的应变思路，高务实之前就有过一些规划，简单的说，就是趁俺答去世的时机，将把汉那吉推上位，取代辛爱成为大汗，然后劝三娘子嫁给把汉那吉，同时将辛爱所部转赐给三娘子之子布塔施里。
他把这个思路说给朱翊钧听，朱翊钧听罢，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皱着眉头道：“朕知道蒙古人婚嫁规矩不合礼教，但钟金哈屯算起来应该是把汉那吉的祖母辈，这……好么？”
高务实解释道：“皇上既然知道蒙古人不讲礼教，又何必在意这些？蒙古人只要不是血亲，别说祖母辈，便是曾祖母辈也是无所谓的。对我大明而言，无须在意他们之间的名分怎么定，只要保证土默特依然恭顺即可。”
朱翊钧想了想，问道：“那么，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二人，互相之间会愿意吗？”
“皇上若不放心，此事臣可以想想办法，咱们先不要通过朝廷或者边臣接触他们，且由京华方面暗中向他们提起此事，如此既可以试探他们心意，也能不失转圜之余地。”
“这倒不错。”朱翊钧点头赞许。
其实他之所以犹豫，本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担心乱点鸳鸯谱，然后惹得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两人都不满意，结果反而坏事。既然高务实把这件事揽了下来，那就相当于是以私人身份去进行试探，这就可以把朝廷撇出来，免得朝廷一开口，就没法挽回了。
今日小讲，除了高务实这个讲官之外，就只有沈鲤一位讲读官，他的职责主要是记录，一直也没说话。
不过高务实并不担心他泄露机宜，因为沈鲤跟他不仅是“同党”，而且还是“同乡”。
沈鲤是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人，在这个时代来说，和高务实是正经的乡党，加上他又是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脑门前已经雷打不动的贴上了高党的标签。
沈鲤此人，在历史上是与沈一贯作对而闻名的，而这也为他留下了千古美名，在他去世后，朱翊钧曾亲笔为他题写了祭文足足四篇，称其为“乾坤正气，伊洛真儒”。
在原历史上，高拱既是他的主考官，又是他的同乡，他都不肯私谒高拱，以至于高拱把他当成沽名钓誉之辈而不闻不问，打算先磨一磨他的心性。这一世却有所不同，因为高务实知道沈鲤的为人，也知道他的前途，所以一直与其交好，慢慢才将他拉进昔日高党的核心圈子。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沈鲤能出现在高党之中，其实是由于高务实的缘故，这也就使得他对高务实比对整个高党还要重视。
这样一个人，高务实当然是不担心他会泄露机宜的。
蒙古应变这件事暂时就先到这里，接下去高务实写信召回坐镇成都、正在想办法打通西南商路的曹淦，让他亲自出马把这件事落实下去。
曹淦在京华集团的地位相当高，乃是未改姓家丁中的第一人，尤其特殊的是，不同于海贸和海上力量被分为各私港以及现在的南北两洋舰队，京华的陆路“外贸”被集中掌握在京华商社，而曹淦则从头到尾一直负责京华商社，至今已十年有余。
这种资历，在整个京华的“家丁系”中，只有高陌和高瑞两人能比。
但相对来说，高陌算是坐镇中枢，负责的是全京华的监察系统以及高务实的个人安保；高瑞是坐镇开平这个京华工业体系的核心重镇，算是“管生产”，都不负责“直接来钱”的商贸，因此曹淦的地位在商贸口尤其独特。
不过曹淦在成都接到信之后，二话不说，甚至没等过夜，当天就启程往京师赶。
其实这件事在曹淦看来，本身就是自己提出的，要不是上次自己向老爷汇报，说不定老爷现在还不知道土默特内部已经有了分崩离析的苗头。因此老爷召他回京主持这件事，在他看来也是理所应当。
当然，他急着回京还有一个私人原因：儿子曹恪回来了，据说老爷对他颇为满意，给他安排好了身份，以京师户籍让他去考童子试，看能不能拿个生员身份，如果表现好的话，明年接着参加顺天乡试。
家丁身份其实有各种好处，简单的说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但也有一个麻烦，就是一般不允许参加科举。如果要参加科举，主家首先要同意，这是肯定的，但有很多麻烦的手续要办。
嗯，其实一般而言，主家都是不同意的，道理很显然：考了功名，就是人上人，将来主家还压不压得住他，就不好说了——万一这厮读书厉害，不止是考了个秀才，后来又考了举人怎么办？甚至万一的万一，人家考了个进士，自己就成老爷了，那这主家还有个鬼的压制力？
不过高务实显然是个例外，他的态度是任你考，你便是考个进士又如何？我这六首状元是跟着你闹着玩的？
就算你做了进士老爷，你脑门贴着一个斗大的“高”字，我对你恩重如山，这是天下人肯定会公认的——要不然你能参加科举吗？
所以，就算曹恪考中进士，只要他做出任何对高务实不利的举动，都相当于自杀——政治自杀。
真正的牛逼，不是体现在欺负弱小，更体现在培养和提拔。
曹淦这一路估摸至少要走大半个月，暂时不必去说他。
接下来京师的大事，已经聚焦在郭朴头上。
太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郭朴一连三日，三疏求退。
皇帝的批复从“不允”、“温言慰勉，不允”到“切恳元辅尽心辅佐，所请不允”一路变化。
但接下来，郭元辅求见两宫了。于是当日两宫又召见了皇帝。
次日，皇帝命司礼监传旨，召集九卿等重臣，议增补阁臣。
这个举动意味着郭朴求退大局已定，所以皇帝在做准备。
大明的历代皇帝因袭了选拔官员的一项祖制，叫做廷推。凡属高级干部出缺，并非直接由皇帝定夺，而首先要由三品以上大员及各部主官协商，公推二至三人甚或更多，由皇帝选取任用。这种办法一直沿用了整个有明一朝。
当然，皇帝就毫无作为了吗？也不是，皇帝在这种时候可就名单圈选，亦可不予采用。
如“天启三年正月，廷推阁臣，首列孙慎行、盛以宏，皆不用。”
又如“万历二十六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罢免，廷推七人，李戴居末，帝特擢之。”
可见，大臣们的首推，有时并非皇帝最爱，有时所荐人选，皇帝甚至一个都瞧不上眼。君臣之间，用人标准差异之大，足令局外人莫名其妙。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皇帝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大度与和气，要真是这样，那就真有点皿煮得近乎可爱了。在皇权时代，皇帝手中有一条与廷推制度并行不悖的权力行为，叫做中旨，即皇帝可以自宫廷中发出亲笔命令或诏书，以不正常途径绕过中书门下，直接交付有司执行。
虽然这一次，大伙儿都知道在这个局面下增补阁臣，其实不管九卿怎么廷推，最终结果都是一定的：皇帝一定会选择首辅临走时推荐的那位。哪怕廷推的结果有异，皇帝也一定会否决廷推的人选，直接中旨拔擢。
当然，如果情况搞到这一步，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说明首辅对内阁、六部等已经失去控制。而且，不由廷推而入阁的阁臣，面子上会很难看——没有来得及廷推和廷推没通过，这是两码事。
仍以大明为例，历史上的万历年间，也出现过吏部尚书出缺，“天官”可是举足轻重的职务，不必阁臣来得差。但廷推上来的人选万历都不中意，僵持不下之后，万历断然下达了中旨，亲自选定了当时首辅张居正的同乡李幼滋。
孰料，李某却不买账。
在皇帝看来，这位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已在侍郎位上难有寸进，笃定难以抗拒这天上掉下来的天官大印。
可李某却在奏疏中直言：廷推乃祖宗成例，贤士众望所归。今皇上无视众议，以中旨指定微臣，实乃与众臣怄气，非圣君所为。
李某在此态度十分明确，中旨授予的官衔，他是不会接受的。
可见如果闹到廷推僵持，问题是很严重的。
申阁老显然不是一个强势到当面和皇帝、首辅顶牛的阁老，他在廷推上的表现完美的体现了他的风格，郭朴一提出由潘晟入阁，他就立刻表示同意。
张四维显然不可能反对，许国和余有丁同样不是二货，都表示赞同。
内阁全票通过了首辅的提议，六部和都察院、翰林院等主官都不傻，纷纷表示同意，礼部就不说了——潘晟自己是尚书。
于是廷推顺利完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皇帝情绪不高，完成廷推之后就默默走了。
高务实这个讲官比较独特，经常被皇帝点名要求跟在他身边，今天也不例外。
廷推结束后，朱翊钧很少见的选择不乘轿，而是徒步慢慢走回乾清宫，路上沉默了许久，才忽然对高务实道：“务实，元辅走后，三位顾命辅臣就都不在朕身边了……”
高务实很难判断朱翊钧说这句话的时候，心情究竟是感叹还是解脱，又或者二者皆有，但究竟是感叹更多一些，还是解脱更多一些？
他只能安慰道：“元辅已经完成了先帝交待他的事，他是功成身退。皇上，明年是万历十年，那将是真正的万历时代了。皇上，您和臣等，能否不负先帝之托，自现在起，就要见真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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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风云突变，失眠加感冒，今天估计是有点发烧，脑仁都疼了，能不能按量完成有点难说。感谢书友“傻妞妈”的月票支持，谢谢！
郭朴的离去，的确是功成身退，作为唯一在世的顾命辅臣，他的致仕得到了极高的士林赞誉，离京之时，京师官员无分派系，纷纷自发送行，反而让高务实这个亲传弟子都被忽视了。
掌权的时候尚得不到这样的尊重，放权的时候反而得到了，这也许便是有明一朝的某种特色。
后世的华盛顿之所以备受赞誉，其实未见得是他那两任总统做得有多好，更重要的，也正是勇于放权。
实际上，按照某种不成文的规矩，顾命辅臣哪怕一直干到死，也不算什么稀奇事。
如郭朴这般，明明身体还矫健得很，甚至看起来比年仅五十五岁的张四维还要硬朗，却因为年至七十，已是该退休致仕的年纪，就非要求退，怎么留都留不住，那是真可以用高风亮节四个字来形容的——人家严嵩当年六十三岁入阁，一直干到八十多岁呢，您这七十岁算什么事？
但各人有各人的坚持，严嵩栈恋权位，一意谋私，是故临死前寄食于墓舍，死后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人前去吊唁；而郭朴急流勇退，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却得了百官送别，士林仰望。
想必在一段时间之内，郭朴和高务实这一对师徒，都将是士林美谈：做老师的高风亮节，做学生的才冠九州。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郭朴走了，新的时代也就来临了，等待着高务实的挑战，也会更多。
不过，挑战尚未出现，重任却先到了。
在大舅家过完新年，刚刚重新上值，高务实就接到了圣旨，让他以翰林院侍读身份，与翰林院修撰孙继皋一同主持山西乡试。
这又是一个人比人气死人的局面，因为孙继皋本是高务实的前辈——万历二年的状元，入翰林之后直接就是修撰，但八年下来，人家还是个修撰，高务实这个万历八年的状元却已经是侍读了。
当然，孙继皋的资历已经很够了，按理说明年就是九年考满，哪怕无功也该升一升了，估计今年去主持乡试就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但高务实刚领到旨意，还没去宫里陛见，大消息传来：顺义王俺答卒！
宫里马上传出消息，对于俺答的死，皇帝的反应是：嘉其恭顺，特命赐登七坛，彩叚十二表里，布一百疋，以示优恤。
但这只是官面文章，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陈矩满头是汗地亲自跑来高务实府上，请他入宫，说皇上紧急召见。
高务实不敢怠慢，连忙入宫求见。
等到了乾清宫西暖阁，朱翊钧才刚看见他，就道：“免礼免礼，务实，你赶紧过来。”
高务实连个请安的动作都还没做出来，就被他叫到跟前。
朱翊钧面前的御案上摆着一副地图，他指着地图道：“务实你看，按照你之前呈送的这副局势图，土默特核心区域这一块，现在分为两大势力，其中，原土默川汗庭是钟金哈屯掌握着，而归化——也就是原先的大板升城，则是把汉那吉的地盘。
以东地区，直到和左翼蒙古接壤的这一块，则是辛爱所部的领地。现在俺答死了，辛爱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
高务实道：“通常来讲，自然是立刻赶回土默川准备继位。”
朱翊钧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上次交待的事情，办得怎样了？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都怎么说？”
高务实道：“把汉那吉方面，他不介意娶钟金哈屯，不过对于将辛爱的领地转封给布塔施里一事，似乎有些犹豫。钟金哈屯方面反而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再三问及臣等，能否保证拿到辛爱所部。”
朱翊钧皱眉道：“把汉那吉为什么不肯转封辛爱领地？那也不是他的啊……朕听说蒙古人分封领地与我中国有别，就算他做了大汗，这辛爱的领地他也多半拿不到。”
“他虽然拿不到，却也未必肯给布塔施里。”高务实蹙眉道：“钟金哈屯嫁给他，虽然可以稳固他的地位，但这大汗之位却也未必一定到手，他若是现在就宣布将辛爱的领地转封给布塔施里，只怕辛爱立刻就要翻脸动兵。”
朱翊钧诧异道：“辛爱竟然敢抢先动兵？他的本部难道比他父亲的本部还强大一些？”
“那肯定不会。”高务实道：“光论实力，辛爱所部肯定比不过俺答所部，但俺答本部分为至少三派力量，其中财力最强的是掌握大板升城的把汉那吉所部，人力最足的是钟金哈屯控制的俺答汗庭，但他们俩个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没打过什么仗，用兵的本事、带兵的本事，全都是未知之数……而俺答所部最能打的，是恰台吉。”
恰台吉是俺答麾下第一战将，高务实十年前就见识过了，虽然不是亲眼所见，但相差不大——当时他的骑丁和麻贵的麻家军一同跟恰台吉短暂的交了一次手。
恰台吉肯定是真能打，这个不必多想了。
“这个恰台吉，是个独立势力？”朱翊钧皱眉问道：“可锦衣卫的报告说，他是俺答的亲信，万事以俺答之命为己任。”
“没错，但麻烦就在这儿。”高务实道：“现在俺答死了，他死前有没有留下什么遗命，咱们现在可不清楚。这个恰台吉既然只听俺答的话，万一俺答要是遗命让辛爱黄台吉继位，皇上您说，恰台吉会帮谁？”
朱翊钧果然变了脸色，皱眉道：“那就有些不妙了，辛爱虽然老病，但也是久经战阵之人，在蒙古军中素有威望。如果再加上一个土默特第一战将相助，只怕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即便联手，也未见得是他的对手了。”
高务实道：“不仅如此，还有一个麻烦。”
朱翊钧惊道：“还有麻烦？你说。”
“扯力克还在察哈尔。”高务实摇头道：“如果发生刚才所说的情况，图们那厮说不定会打着大元皇帝的旗号进行干涉，到时候后果就殊难逆料了。”
朱翊钧略有些怀疑地道：“图们有那个实力和威望？”
呃，这个……还真不好回答。
达延汗收复右翼蒙古重建六万户制度后，大汗权威得到恢复和提升。在达延汗一系“黄金家族”统领下，各万户各部落服从达延汗的号令，蒙古社会又一次形成统一局面。
达延汗去世后，当时已经被分封到右翼蒙古担任济农的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登上汗位。尽管他即位后“未及执理政事，即为天命所夺”，在位时间极短，但从当时的长子继承观念来看，这毕竟是一次对汗位的僭夺。这一事件说明，当时蒙古左右翼之间已经出现了逐渐分离的趋势。
这种分离趋势也出现在各个万户甚至是各个部落之间。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嘉靖三年时，兀良哈万户袭击喀尔喀万户属部，挑起战乱的那一次。
当时，消息传出，俺答汗立即率部远征兀良哈，由此拉开了各万户与兀良哈万户之间长达二十年战争的序幕。
蒙古各万户对兀良哈的军事行动先后共进行了六次。其中，对兀良哈的第四次征讨，是由墨尔根济农、俺答汗率领的右翼三万户和博迪汗率领的左翼察哈尔、喀尔喀万户共同进行的，此役一举击溃了兀良哈万户，并将其肢解，多数部众被瓜分到五个万户中，如今辛爱的领地，就有一部分来自于此前的“兀良哈遗产”。
但问题在于，这次对兀良哈万户的征剿，是参加行动的各万户“商定”的结果，而不是大汗——达延汗长孙博迪汗决定的。也就是说，早在那个时期，大汗的权力就已经再度遭到削弱，蒙古再一次陷入没有统一政治权威可言的地步。
事实上，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右翼三万户在墨尔根济农、俺答汗的统领下，步调倒是比较一致，而他们与左翼万户则处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中。
到了嘉靖二十一年，墨尔根济农去世后，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事实上的首领。早年的战绩先都不说了，光说隆庆年间的封贡之后，他统领的土默特等右翼万户实现了与大明的和平贡市，发展了农业、手工业，实力日益强盛，与蒙古大汗统领的左翼万户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更加疏离，甚至时有竞争和对立。
不过，朱翊钧之所以怀疑图们的“领导力”，却是由于去年下半年的一件事：
去年七月，“土蛮方移壁一克磕力、把汉磕力，与速把亥祭纛，定以八月初十日直捣宁前，期而不至者，罚治。后土蛮以酋长老思罕未至，与诸虏改约。至二十日，夷使以檄速之，又不至。西虏至者，唯蟒古互一枝而已。土蛮不得虏，不敢入。九月，虏始……分道而驰。”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高务实还在赶回京师的路上，他是到京之后才知道的。
这事说的是什么呢？是说本来图们汗与其他部落首领约定好，八月十日合兵进攻辽东宁前兵备道的辖区，对“期而不至者”要处罚，但酋长老思罕逾期不至，改变日期后，经过图们汗檄文催促，依然不如约前来会兵，只有蟒古歹一位首领如约而至，图们汗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把行动往后延期一个月。
由此可见，此时图们汗作为“全蒙古的大汗”，其权威已经衰落到了什么地步，朱翊钧怀疑他的权威，并不是无的放矢。
但高务实是个很会“引导”的人，他马上道：“进攻大明，图们的命令不好使，这不奇怪，尤其是宁前……那里不仅是李成梁的直属防区，而且离蓟镇也不算很远，蒙古各部被他们二人打怕了，好端端的哪里肯去惹这两人？”
“但是！”高务实强调道：“如果插手土默特内乱，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朱翊钧思索着，问道：“因为这是统一蒙古的一个机会？”
“不！”高务实断然道：“其他各部绝不会因为图们有统一蒙古的机会而帮他，正相反，他们不会乐意看见图们统一蒙古。”
朱翊钧呆了一呆：“那是为何？”
“因为统一蒙古只对大汗有好处，对他们没好处啊！”高务实一摊手，道：“您想，蒙古统一了，大汗一言九鼎了，那他们这些各种各样的汗，还有什么权威呢？”
朱翊钧呆了一会儿，才道：“那既然如此，你为何还觉得插手土默特部的时候，图们汗会有号召力？其他这汗那汗的，不是不肯帮他么？”
高务实呵呵笑了起来，道：“这是两回事，对于图们而言，他看到的是统一蒙古的机会，而对于‘这汗那汗’们而言，他们看到的却是瓜分土默特的机会！”
“哦……朕明白了。”朱翊钧毕竟不笨，只是刚才被高务实绕晕了而已，这下子回过神来，道：“就是说，图们汗觉得有机会把土默特重新纳入麾下，甚至直接掌握，而其他的‘这汗那汗’们，却是打着帮助图们汗的名号，实际上只是为了把土默特打崩溃，然后各抢一部分土默特部众和领地，将之瓜分，让图们汗空欢喜一场？”
高务实笑着拱拱手：“皇上圣明。”
我圣明个屁啊，这不是你指点的么？
朱翊钧摆手道：“但是这里头对我大明而言却麻烦得很，因为……土默特现在是大明的臣子，其大汗乃是我大明的顺义王。”
高务实叹道：“没错，麻烦就出在这儿了，土默特的大汗既然是我大明的顺义王，不管这个汗位由谁继承，只要我大明还没有放弃土默特，那么他们被图们攻击，我大明就不好坐视不理。更何况，到时候咱们是要推把汉那吉做土默特大汗的，如果辛爱或者其子扯力克引图们去打土默特，我大明焉能不闻不问？”
朱翊钧这才发现事情大条了，他虽然一直在跟着高务实的思路走，想要彻底控制住土默特，但他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时候糊里糊涂地跟图们——甚至全蒙古大打一场。
这下怎么办？土默特的事还管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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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能不能有一章，我现在也不知道……
要说朱翊钧怕了蒙古，那是真冤枉他了，他根本不怕蒙古人。
眼下蒙古本就是个分裂的局面，土默特这边，哪怕自己只是镇之以静，估计也应该能延续现有的局面。而察哈尔一边，光凭去年图们那场不成功的“合击宁前”就知道对方不能给大明造成多大威胁。
然而，这一切都是指大明不主动出击的情况下，守在长城以内，靠着戚继光、李成梁的威名，完全可以震慑住察哈尔及周边蒙古部落；靠着高拱当年的余荫，也完全可以用利益笼络住土默特及周边的蒙古部落。
但也就仅止于此了，让他现在派兵出塞，在大草原上跟蒙古人打一场，他是缺乏信心的。
土木之变虽然过去这么多年的，但那次事变造成的危害至今还影响着大明。而现在的大明，论军力、论国力，真的比得上英宗早期么？怕是有点难说。
不说别的，当年的京营一下子就能拉出二十多万精锐之师出征塞北，现在的京营……犹记得嘉靖时下令京营准备出征，整个燕京城都哭成一片了。
当然，现在估计很难“哭成一片”，因为京营能派出去打仗的就没几个兵，这只要看去年的大阅就知道，京营选来选去，最后参阅的军队才一万多人。
虽说在朱翊钧的印象中，这一万多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他也不傻，他很明显就能看得出来，高务实看着这群京营精锐的眼神，就仿佛在打量一群羊，根本就是面无表情的。
倘若真是精锐，务实肯定不会是这个态度。
朱翊钧知道自己不懂军务，但高务实的战绩让他觉得高务实是懂军务的——安南之战打得跟张辅当年一样，完全就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啊！这自然是懂军务的，毫无疑问。
所以高务实既然不看好京营，朱翊钧自然也就不怎么有信心了。这一点，他受他父皇隆庆的影响不小——我自己不懂没关系，相信身边的辅臣就好。
高务实当然不是辅臣，但在朱翊钧心目中，这就是辅臣啊，从父皇那时候起，就是做辅臣培养的嘛。
当然，也许京营根本不需要出动，说不定边军就能扛住。现在京师北边从东往西，一路铺开是辽东李成梁、蓟镇戚继光、宣府麻锦、山西郭琥，都不是好惹的人物。哪怕最年轻的麻锦，也从军二十多年了，不说身经百战，几十战估计少不了。
而大明的武将能够做到“在任”的，论战绩肯定都是胜多败少的，因为败绩多的早就被文官弄下去了——你们是将门，又不是勋贵，也就打仗这么点用，如果还打不了仗，养着你们吃干饭吗？
可是，如果插手土默特的事，那就不光是守了，搞不好还非得出兵塞外不可。
这就不好办了，虽说大明自从和俺答做起生意来，买马的数量比以前大得多了，可是俺答也不蠢，他主要是卖骟马，又不会傻兮兮地卖给大明良种种马，良种种马全靠京华偷买回来。
再说大明买回来也养不了太多，一是牧场不够，二是养不起。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牧场不够所以养不起——牧场不够就代表要买草料、买精料，一万骑兵的养兵费用差不多要超过五万步兵。
所以大明现在的骑兵，全国上下加在一块儿也没超过六万，其中真正能战的估摸顶破天四万骑。
更糟糕的是，这四万骑兵，李成梁那边就占去一半还多。实际上早年马芳还没有致仕的时候，宣大山西三镇的骑兵不比辽东少，但后来宣大无战事，十年下来骑兵反而还减少了一些。
那么，拿步兵出塞？别做梦了，别的不说，光一个粮道问题就能急死人。
这也是朱翊钧为什么觉得高务实的计划更好，因为按照高务实的计划，相当于大明暗中控制了土默特高层，到时候大明就算派步兵去蒙古，至少粮草问题好解决一些——土默特这些年因为汉化的关系，也开始种粮食，虽然还不够养活他们自己，但他们毕竟不是以吃大米麦子为生的，一旦到了必要之时，这些米麦都可以暂时让大明的士兵先吃，应急总行吧。
朱翊钧思来想去，觉得这件事不确定的因素太大了，迟疑着道：“萧大亨此前颇有孝名，但却未经大事，此事让他来办，朕实在有些不放心。”
萧大亨是现任宣府巡抚，乃是离土默特最近的封疆大吏。他是嘉靖四十一年的进士，初授榆次知县，累迁户部郎中，因念母上书请求归养。未到家，闻母病殁。守丧结束复官，历任布政使、按察使。万历八年，任宁夏巡抚，万历九年改任宣府巡抚。
正如朱翊钧所说，此人有孝顺的美名，但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办事能力如何，不是很好断定。
高务实便问道：“宣大总督郑洛如何？”
朱翊钧叹息一声，道：“他和萧大亨有什么区别？”
郑洛，字禹秀，号范溪。保定府安肃县遂城人，高务实当年回新郑考试，经过安肃县时，曾经住在他的别院，那次还遇刺了……
郑洛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除授登州推官，复审聚众盗矿案，改原判之误，百余无辜人获释；查纠已判孙华抢劫案，使冤屈昭雪，真凶获捕，深得民心，遂被嘉靖下诏任命为御史，专主纠察。
嘉靖四十一年，郑洛奉旨查办鄢懋卿等贪污盐课案，查得严嵩是祸首，可嘉靖诏斩鄢懋卿，郑洛唯恐朝廷避重就轻，违旨改鄢懋卿的死罪为革职戍边，震惊全朝，文武皆服。
嘉靖四十三年，以巡按四川、监察御史的身份担任四川乡试的监临官。万历二年，转任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万历七年，改任宣大总督。
这位其实比萧大亨要强一点，至少当年还是有牛逼事迹的，虽然跟军务无关，但跟政务好歹是有关系的，至少可以看出此人比较有担当。
当然，更关键的一点是，他是王崇古用出来的人，跟高务实同属一派。
可是现在皇帝觉得他也未必能主持这么大的事，那就难办了。
高务实想了一会儿，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关键是这件事必须得有一个善于临机决断的人主事，而且还要有全权才行。
朱翊钧忽然道：“要不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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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赶慢赶，这一章还是迟了两分钟……
朱翊钧这句话就有点让高务实意外了。宣大山西方面没个“坑”里都有“萝卜”，不可能空出一个位置来让高务实顶上去，那么“你去”的意思就只有可能是作为钦差前去主持这件事。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务实现在身上已经有了一桩差遣了，是去主持山西乡试。
主持乡试这件事在后人看来，其重要性恐怕完全不能和俺答之死相比，其影响就更不用说了。但事实上，在明人看来，主持一省乡试，比做个册封顺义王的钦差要重要得多。
乡试，试场设在各省省城，即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南北直隶的试场分别设在应天、顺天二府，即后世的北京、南京。考试之前，各布政司及二京府均聘请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
主考官的职责是出题、审卷、决定录取名单、排定名次并上报礼部，同考官则负责协助出题、审卷。
今年山西乡试的主考官，就是高务实和孙继皋。
这是一个有些意外的安排，因为随着这一安排的出现，乡试的考官任命又发生了一点制度性的变化。
明初的时候，南北两京乡试的主考官规定用翰林官，各省则教官、耆儒兼用。到了景泰三年，定两京乡试考官仍用翰林，但各省考官不再用“耆儒”，只由布政司和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举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平日精通文学、持身谦谨者”充任。
这一规定，本意是要考官得人，但考官既由布、按二司与巡按御史推举，而教官本来就职份卑微，对上司的嘱托也就不能不有所关照，有的甚至主动献殷勤，致使考生们意见纷然。于是不断有人建议差京官往各省主考乡试，以杜请托。
于是到了嘉靖七年，世宗采纳大学士张璁的意见，每省派京官或进士二人前往主考，但只行了两科，就因与监考官的礼节纠纷而罢，此后时行时罢，没有一定。
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万历十一年，礼部才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最后定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四个读书人较多的省份，由翰林编修、检讨主考，其他省则派六科给事中及礼部主事主考。同考官也要求由进士出身的府推官、知县担任，教官只是“间用”，加以点缀而已。
但是，历史上万历十一年发生的事，现在提前到了万历十年，并且步子走得更大。
仔细想想，倒也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到了次年，朱翊钧开始反攻倒算，同时也把一些他认为该改革的事情提上了日程。后世一提朱翊钧清算张居正，就说他一反新政，其实这种说法明显带有某个时期的政治风气。
事实上，此时的朱翊钧已经在张居正无比严厉甚至无比严苛的帝王教育下，拥有了足够的政治见解，他已经能够自己判断哪些措施是必要的，哪些措施是有问题的。所以当他对张居正的幻想破灭后，他开始通过各种举动来证明：没有你张居正，朕照样能治理好大明！
但是很快，朱翊钧发现现实与他想象中有所不同，文官集团根本不配合他，尤其是国本之争，更是让这种不配合升级成了对立和冲突。
朱翊钧开始试图从他的父祖两代皇帝身上，找到一个好的应对办法，最后他失望的发现，自己无法单纯的模仿自己父亲或者祖父。
他的父亲隆庆帝，素来以仁厚著称，他的治国理念非常简单，正如他临终之时的交待：凡有事难决，问高先生即可。
但自从出了张居正的事——这个平时教导他尊俭朴、去奢靡的帝师，自己竟然奢侈到他这个皇帝根本没法想象的境地——朱翊钧不敢相信那些看起来甚至还不如张居正的臣子们了。
父皇有高先生，谁来做朕的高先生呢？学不了。
那么，学皇祖父？万历又摇了摇头，这位皇爷爷的权术不可谓不高明，可是身后名却是什么呢？世人只记得海瑞那句话：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
天下之人，都认为你不是一个好皇帝！内外臣工都知道这件事！
海瑞写这道《治安疏》的时候，嘉靖还未“盖棺”，但这句话偏偏就“定论”了！
可见，皇爷爷的权术也学不得，否则迟早自己也要被“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将来自己住进天寿山，怎么跟历代祖宗回话？
朱翊钧有嘉靖一般的聪明，却没有嘉靖那般刚愎自用甚至自私自利，但又不像隆庆那般豁达到能够“以天下累先生”，因此最终他只能选择当鸵鸟——随你们怎么上疏，我认为有必要的事情就处理，我认为没必要的事情就不回话。
后世经常有人说，万历不上朝，不理政，朝廷上下连官员都缺了一大批人，中枢机构几乎陷入停顿。
这就神奇了，中枢机构都陷入了停顿，居然还能打赢三大征？
事实上，中枢缺的那些官，大多都是些科道言官，以及有人没人根本没多大区别的闲官，补上缺，也就是多个人领俸禄罢了。
万历朝的朝廷中枢，何曾有一日“陷入停顿”？边疆出警、国内有灾等大事，朱翊钧的圣旨从来都是第一时间批复并下达到位，经常是头天送达通政司，第二天司礼监的朱批就下来了——还要怎么高效？
其实，朱翊钧跟他差不多同时期的那位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非常类似，都是“很抱歉我没有时间接见你们，请给我写信说明你要表达的事，并请尽量用词简洁”。
差别只在于，腓力二世看见一些没用的信件会恼火会抱怨，而朱翊钧连个抱怨的对象都找不到。
这一世，没有张居正那位“正人不正己”的帝师，取而代之的是更“护犊子”的高拱和持身极正的郭朴，朱翊钧没有体会到背叛的滋味，他现在一门心思就放在此前那天高务实和他提到的那句话上：现在是真正的万历时代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原历史上万历十一年发生的事，被提前到了万历十年。
现在，用高务实这样的翰林院侍读级别高官主持山西乡试，更是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如何不是大事？
即便对朱翊钧而言，这也是将“高拱改革”升华到“万历新政”的要务，圣旨都已经下达了，岂能随意更改？
此时朱翊钧见高务实面色有异，也想到他可能误会了，连忙道：“乡试的事不耽搁，还是你和孙继皋去，孙继皋那边朕会派人告诉他，让他多操劳一下，你的话，就负责出题和取中、排名。”
“那皇上让我去蒙古又是怎么说？”高务实问道。
“俺答死了，这么大的事，蒙古人肯定要开库里台大会，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召集齐的……你看俺答这些年的地盘就知道，东边的永谢布，中间他的土默特本部，西边还有东套、西套以及青海，这都是俺答控制的地盘和部落，既然要开库里台大会，他们肯定也要派人来，这一来一去，正常来说也要差不多两个月时间，那时候乡试早就完成了。”
高务实心道：这下倒好，我回京才半年，又“调外任”了，这两件事办完，估摸着至少半年过去了……
不过皇帝信任至斯，推辞肯定是不能推辞的，高务实只好领旨谢恩。
说完了正事，高务实就打算结束陛见，告辞离去，但朱翊钧叫住了他，一脸犹豫地欲言又止。
干嘛一副要便秘的样子？
高务实看见他这副神色，不禁有些好笑，打趣道：“皇上，您要不是九五之尊的话，光看您这神情，臣非得以为您是打算找臣借钱不可。”
朱翊钧愣了一愣，显然他对“借钱”这个词汇比较陌生，然后这才反应过来，笑骂道：“胡说八道，朕借钱做什么？”
高务实心道：那可不一定，你那位西班牙的同行，借钱不知道借了多少，都已经资不抵债好几次了，我觉得将来你打三大征的时候万一手头紧，找我借点也没关系，甚至还不出来也没事，拿几道诏书来，封几块鸟不拉屎的蛮荒之地给我就好。更甚至，那蛮荒之地都不必你亲自拿出来，给个名义我自己去就行。
朱翊钧不知道高务实走神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了，见他笑而不语，只好面色一垮，苦笑道：“尧媖也要及笄了，朕已经拟定，封她为永宁公主，慈圣太后已经开始打算给她物色驸马都尉……她想见你一面。”
她想见我一面？哪个她，你倒是说清楚啊，是公主还是太后啊？
高务实不好直接问，转了个弯儿，一脸诧异地问道：“太后要见臣？”
“不是太后，太后见你做什么？是尧媖想见你。”朱翊钧没好气的道。
高务实吓了一跳：“公主殿下要见我……见臣？”他连忙确认道：“太后知道吗？”
朱翊钧脸色更臭了：“太后怎么可能知道，谁敢告诉她啊？尧媖是悄悄来找我说的，说一定要在大婚之前见你一面，我……唉，我实在是不想答应，可她苦苦哀求，我这个亲哥哥又能怎么说？”
高务实脸色一垮，心说：所以你就把我卖了？上次这位小公主写首诗，害得我被打发到广西喂了一年蚊子，这下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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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现在对公主二字颇为过敏，一点也不想跟这两个字攀扯上什么关系，任何关系都不想有。
在他看来，前年这位小公主写情诗的事，无非就是小女孩子没见过什么男子，忽然见到一个大家都比较称赞的，下意识就有了些好感，其实这种朦朦胧胧的感情根本谈不上爱情，还不如算是一种青春期冲动。
况且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是爱情又有什么用呢？她是公主，而自己是立志做宰辅的人，大明的政治体制和格局绝对不会容忍一个驸马阁老出现的。
更何况，公主对他可能有意思，他对那位前年才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可没有半点那方面的意思。即便是到了现在，由于两年多未见，他脑海里的朱尧媖依然是那个看起来文文静静、人畜无害的半大姑娘。
要说有什么突出一点的印象，那无非就是这个小姑娘话很少。
除此之外，真的就记不得什么了。
朱翊钧也有些尴尬，甚至不知道说什么好，面色臭臭地走在前头。
高务实一脸生无可恋地走在他身后，过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朱翊钧的动作有些不对劲，仔细看了看，忽然出声问道：“皇上……您近来可有什么不适？”
朱翊钧在前头忽然定住，转过头，问道：“什么？”
高务实看着他的右腿，问道：“譬如腿疾、足疾？”
朱翊钧脸色微微变了变，最后叹道：“那倒是谈不上，就是一到变天，无论是阴雨转晴，还是晴转阴雨，就会腿疼甚至抽筋，还有就是脚趾，有时候会肿……经常大半夜疼醒。”
高务实惊了，他想起后世有一种说法，说万历帝的尸骨显示其有严重的腿疾，所以尸体在棺木中是左腿伸直，右腿卷曲。
高务实前世也相信过这个说法，但他穿越以后不久就知道，这个说法严重有问题——这个姿势是死后摆出来的，名称叫做“七星葬”。
这个葬礼的规制，应该是头顶朝西、脚朝东，整体是仰卧，但是四肢的位置很有特色。
头是仰面朝天；右胳膊向上弯曲着，右手放在脸旁边，扶着自己的面颊；左胳膊向下弯曲，左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位置，若是信佛，手上还可以拿一串念珠，若是信道，可以拿拂尘。
两只腿也各不相同，左腿正常伸直，右腿却向外弯曲，两只脚各向外。
这个规制，就是“七星葬”，也就是整个人呈北斗七星样式，后世定陵出土的万历尸骨，基本上就是这个规制。
实际上，当时定陵中两位合葬的皇后——孝靖皇后和孝端皇后的葬式也不是一般的仰卧。孝靖皇后和万历皇帝类似，下肢弯曲，左臂弯曲下垂，手扶在腰上，右臂向上弯曲，手在头旁边。孝端皇后左臂与孝靖皇后一样，右臂却垂直向下，两只脚交叠在一起。
但是，为啥出现了不同呢？
按理来讲，这三位下葬的姿势应该是一样的，可能是因为在尸体入棺之后的运送过程中出现颠簸，导致了最后出现姿势的差异。
因为据记载，从紫禁城到定陵的一路上，路途比较遥远，抬棺材的绳子断了好几次，棺材的一角也曾掉到地上，出现了磕碰，这样一来，出现姿势的不同也就不足为怪了。
单从规制上来说，孝靖皇后的姿势应该是本来的姿势，因为整体看来，她的整个身体就像是天上北斗七星的形态。
为什么明代的帝后会是这样一个葬礼姿势呢？
对于后世之人来说，北斗七星，无非是北半球天空最常见的星座，斗柄指向北极星，很是普通，大人教小孩子认天上星辰，很多都是从北斗七星开始。
但实际上，北斗七星在古时历来为国人所重视，很多中国古代的风水、天象，都是与北斗七星密切相关的，甚至每颗星都被赋予了名称，斗身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斗柄是玉衡、开阳、摇光，几颗星的方位及运行，对于古人来说，都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更重要的是，北斗七星还被赋予了政治上的意义。古人认为，皇帝的居处正对着天上的紫微星——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清两代的皇宫被称为“紫禁城”的原因，而北斗七星在星宿理论中是属于紫微星垣的，也就是人间帝王在天上的对应物，他们在天上就住在北斗星附近。
既然如此，帝、后才要以北斗七星的形制下葬，这样就更易于他们走到极星天边，为死后去向天上的帝所提供了更便捷的通道。
不过这个讲究，似乎是从明代才开始的。朱元璋所葬的孝陵，虽然后世没有开掘地宫，但是从地上建筑来看，并不是像一般的陵园呈笔直左右对称的，而是弯弯曲曲，不成直线。
这一方面是顺从梅花山的地形，因地制宜，但更重要的，则是陵园神道也是形似北斗七星的样子，这在中国的帝王陵里也是唯一的。
所以从孝陵的神道就可以看出，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格外重视北斗七星的形制，把自己的墓道建成弯曲状，那么万历作为他的子孙，以北斗七星的葬式下葬，也就不足为怪了。
高务实听了朱翊钧这番话，才忽然想起去年自己回京时，朱翊钧搞了个郊迎，当时高务实就发现朱翊钧的右腿似乎有些不受力，只是那时候高务实见他走路的动作还算正常，这才没太在意。
但现在看来，他是真的得了病。
高务实严肃起来，问道：“皇上，君有疾，臣不得不闻。不知太医院怎么说？”
朱翊钧摇头道：“听不太懂，说是什么‘痹证’，又说‘湿浊’，什么‘脾失健运，湿浊内生’，什么‘湿浊流注，则气血不畅，而成痹痛’，一群人扯东扯西说了老半天，朕也没搞懂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朕疼得生气，拍桌子问他们，他们才说这是自古以来帝王将相常见之病，并无药石可医，只劝朕少喝酒。”
高务实听得眉头大皱，中医的那些名词，他也不是很懂，但是朱翊钧的这个病，从表现上来看，他却知道是怎么回事！
简单得很：痛风！
痛风一词源自拉丁文Guta，意指一滴有害液体造成关节伤害，痛像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故名痛风。古代痛风多好发于帝王将相，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痛风在后世早就成了普遍性疾病。
前世高务实他老爸就有这病，而且是年轻时就得了，也是经常在大半夜疼醒来。高务实记得自己小时候有好几次被老爸开灯晃醒来，一看老爸的小腿肚子抽筋抽得都快要看不见肉了——全抽到膝关节附近去了。
甚至他小时候还记得他老爸的一件糗事，当时在他外公家里，他老爸头天晚上痛风抽筋，第二天走路一瘸一拐，有外公的同事悄悄问：“您家相公腿不方便？”
这事，直到后来高务实长大，还经常拿来笑话他老爸。
原来朱翊钧那被记载到了各类史书中的所谓“足疾”，居然就是痛风。
不过仔细想想，朱翊钧患痛风倒也不奇怪。虽说直到后世都没有能够完全治愈痛风的办法，但人类对于痛风的了解和控制毕竟比古代进步得多了，至少有如下几点因素，跟痛风的关系很大：肥胖、饮酒、高血压、高血糖、嘌呤。
嗯，以上各项，朱翊钧完美地全占了……
前四项基本可以目测出来，因为朱翊钧现在已经开始发胖了，虽然不夸张，但是微胖也是胖，而他平时又没什么运动，估摸着今后说不定还要继续胖。
饮酒不用说，现在甚至没人可以限制他这一点——明代十六岁成丁，成丁即可饮酒。
至于饮食，那更不用说了，高务实是朱翊钧的伴读出身，朱翊钧除了跟他爹隆庆一样爱吃驴肠、猪肠，还在文官们的建议下市场体验“俭朴饮食”——吃各种豆制品。
妙啊，全是高嘌呤饮食。
这特么……你不痛风谁痛风？
既然搞清楚了原因，虽然高务实也没本事治疗这个哪怕在后世都没法治好的病，但他毕竟有解决办法，当下便道：“圣上此疾，臣倒是有所了解。”
朱翊钧惊讶地睁大眼睛：“你还懂医术？朕怎么不知道？”
高务实摆手道：“不是懂医术，只是恰巧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此前在安南时，臣曾经见过一位佛郎机传教士——就是番僧，那番僧懂些医术，曾与臣谈及此症，乃谓其国将之称为‘痛风’。”
“痛风？”朱翊钧问道：“可有什么医治之法？那番僧人在何处？”
“番僧四处云游，人怕是难找了，不过他说此症确实无药可医，但却可以在平时的饮食、作息方面加以改善，可以大大降低发病的机会，也可以大为缓解发病时的痛楚。”
朱翊钧听说无药可治，本来有些失望，但一听只要平时注意饮食和作息就能大为改善，顿时又来了兴致，问道：“有些什么注意的？……你可不要说什么少女初葵之类的东西，朕不信这个。”
高务实哈哈大笑：“皇上不信，臣也不信。其实这法子颇为简单，少吃各种内脏和豆制品，然后保持一定的锻炼，避免过胖。”
朱翊钧安排高务实和永宁公主见面的地方，在太液池。
当然，不是在太液池游泳，只是在太液池“游览巧遇”而已。
太液池在元朝时，只有北海和中海，尚无南海。成祖定都燕京之后，从永乐四年起营建新的皇宫，宫城在元朝宫殿的位置基础上向南移动，因此皇城城墙也随之南移。
这样一来，为了丰富皇城园林景观，便开挖了南海，挖出的土方和开凿筒子河的土方堆成万岁山。北海、中海、南海统称“太液池”，属于皇城西苑。
高务实来太液池的次数不少了，但并不都是陪朱翊钧前来。
其实朱翊钧来这里可能还没有高务实多，因为太液池不是在宫城之内。
宫城，大致就是后世的“故宫”，但在宫城之外还有一圈，叫做皇城，这一圈之内有各种监、各种厂、各种库，甚至还有光禄寺，包括司礼监和御马监，正式的办公地点都在这一圈之内。
鉴于万历八年的那次教训，这次朱翊钧想好了理由和办法：先让朱尧媖自己去那边游览西苑，然后他带着高务实，打着视察“万历一式刺刀款火枪”的名义去兵仗局，接着高务实便可以在中海或者北海“巧遇”永宁公主了。
这里的先决条件是兵仗局的位置很好——夹在中海北部和宫城西北角之间。
高务实对此的评价是：朱翊钧的反侦察能力已经明显稳步提升了不少。
因为一路谈事，加上刚才还谈了痛风需要适量运动，朱翊钧临时决定全程步行，高务实对此十分欢迎——虽然他入宫之后只能走路，但整体来说，回京之后的锻炼机会很少，能走一走是好事。
朱翊钧笑道：“朕是早就大婚了，你却到现在还没成亲，务实，每年的罚金你可有足额缴纳啊？”
高务实也笑了，道：“哈哈哈哈，十七岁那年罚了六百文钱，十八岁登科那年罚了七百文，去年虽然在外为官，但新郑知县还是不肯放过，又罚了臣八百文……估计今年也没跑，得九百文了。”
“你看看你，这件事朕可是能说一说你了，太祖皇帝的规定，意义如何你是知道的，却不肯老老实实早些成亲，耽搁个什么劲？你看朕，这件事朕就是天下表率，你这个魁首不能拖后腿啊。”
高务实苦笑道：“这不是……事情不好办么。”
朱翊钧说朱元璋的规定，嗯，这事其实还不光是朱元璋的规定，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有晚婚罚款的规定。
从汉朝时期，就规定了女子嫁人的年龄，当时女孩如果超过十五岁还不嫁人，那么就要每年罚家里600钱，一直到三十岁，而三十岁以上……呃，这是默认没有嫁入的希望了，就不罚了。
唐朝时期，男子二十岁以上，女子十五岁以上，若还没有婚配，也是要罚款的；到了宋朝，则越来越早，男子改为了十五岁，女子则为十三岁。
进入大明时期，大概觉得这太小了一点，于是各增加了一岁，男子十六，也就是“成丁”的岁数，而女子十四，及笄的岁数——去年朱尧娥册封为寿阳长公主并大婚就是这个年纪，今年朱尧媖册封为永宁公主并安排大婚，同样是这个年纪。
朱翊钧大婚早在万历六年，当时他才十五岁，早了一年。当时高拱还在世，他代表内阁表示过反对，认为应该十六岁大婚。但那次是两宫做主，说目的是为了早些定国本——也就是延续帝胄，内阁商议了一下，觉得既然是这样，早几个月倒也问题不大，这样才定了下来。
内阁很少就制度上面的事情对皇帝妥协，这个不必多说了，但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内阁却没有坚持呢？因为其实在大明来说，早婚不犯法，晚婚才犯法，这事儿源头还是在于那位太祖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对于生孩子这件事可能有某种执念，总觉得多子多福，不光他自己身体力行了，在驾崩之前还有一批孩子出生，而且在执政过程中，也想法设法希望大明的人口越多越好，甚至对于和尚尼姑都不放过。
譬如说，他曾下令：男子二十岁以上都不可以出家当和尚。
这是为何？因为在大明建立初期，国家经济萧条，很多地方地大物博却没有人去开发，这时候就需要禁止那些青壮年的男人去当和尚，不事生产，而是去下田劳作，为的就是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而且众所周知，出家之后，就不会存在生育，就会减少人口的增长，因此就让他们在二十岁这个最好的年龄段，积极为国家创造人口。
当然，这只是对于男性的制度，然而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光有男人不顶用，还得有女人才行，因此朱元璋大手一挥，又命令大明的女人在四十岁以上才可以当尼姑，四十岁的女人，依旧可以墨守成规的保守清规戒律。
结果更搞笑的事来了，这圣旨下达之后不久，朱元璋发现，女人在四十岁的时候依旧存在生育的能力——妈的这亏了啊！
于是再次大手一挥，把女人准许当尼姑的年龄标准改在了五十九岁以上——有本事你六十岁再给朕生个孩子看看？
朱翊钧听他说“不好办”，倒是有些诧异了，问道：“这有什么不好办，以你的家世和才学人品，要娶哪家闺秀娶不到？”
高务实苦笑着挠了挠头，道：“却不是娶不娶得到的问题，而是臣看中的姑娘，双亲似乎不太乐意。”
朱翊钧诧异道：“这还能有你自己看中一说？你上哪看中的啊……等等，你不会要说是在烟花之地看中的吧？”
“不是不是。”高务实连连摆手：“臣从未去过烟花之地，那姑娘是在广西看中的，不知皇上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位黄氏土司，名黄芷汀的。”
朱翊钧更惊讶了：“你竟然看中了一位土司？”然后又思索了一下，睁大眼睛道：“不对啊，你看中了人家，还把人家打发到安南那种烟瘴之地去？”
这个……你眼中的烟瘴之地，在我看来可是好地方啊。
当然这不必说，高务实一脸肃然地道：“此国事也，不可以臣私事相损。”
朱翊钧怔了怔，看着高务实的眼睛半晌，见他一脸坦然甚至决然，不禁心中感动，又干了一件“无君仪”的事，伸手拍了拍高务实的肩膀，道：“得良臣如此，朕之福也。”
高务实正要表几句忠心，谁知朱翊钧却又道：“不过，你看上哪家姑娘不好，却看上一方土司，这事儿你府上高堂不乐，朕倒是可以理解，毕竟以你新郑高氏的门第，土司之家，实在远远不及……你想想，你们高家可是有高文正公的。”
高务实摇头道：“皇上，臣虽高氏不肖子孙，但臣并不觉得土司之女就如何配不上高氏门第了。”
朱翊钧诧异起来，转睛问道：“是吗？那朕倒要听听你的高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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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高务实并不是很想和朱翊钧谈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眼下这个时间点。
永宁公主要见他，想必不可能只是就一年多前坑了他的那件事道歉，高务实估计她应该是出于“见他最后一面”的心思和朱翊钧提起这个要求的。
尽管朱翊钧和永宁公主都知道，自己和公主之间不可能有什么，今天的见面很大程度上只是让公主斩断前缘——如果有的话。
然而在这种时候，高务实觉得自己还是不适合同朱翊钧谈自己与黄芷汀之间的事，毕竟公主是他的亲妹妹，万一朱翊钧听得心里不痛快，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自己？
“在臣看来，当世之人对门第的看法过于陈旧，有许多都不是臣所赞同。”高务实说道：“譬如中第，如今只要有人登了龙虎榜，便是当世高门、天下称羡。然则一名进士，若他并无治国理政之能，其做了官之后，又只知道蝇营狗苟、以权谋私，这般人怎么就算是高门贵第了？”
朱翊钧有些诧异：“那要如何才算高门贵第？世爵之赏么？”
“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了我的祖国和人民。”
高务实道：“所以，什么人能算高门贵第，要看他将自己的能力和才干用在什么地方，是为国、为民，还是只为了自己。
譬如有一街边乞丐，某日遇见鞑虏袭城，他怒而反抗，因杀虏而战死，此人便是英雄，便是高第！即便臣这一榜魁首经过他坟前时，也该落轿下马，躬身行礼。
又譬如有一人，如臣这般出身，但却倚仗祖宗余荫，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即便祖宗再如何英雄了得，也不过是个硕鼠巨蠹，人憎鬼厌罢了。倘若他还更坏几分，竟然勾结鞑虏、贼匪，出卖大明与万千同胞，那更是天地同怒，人人得而诛之！”
“好！说得好！”朱翊钧高声赞道：“倘若人人如务实你这般心境，这天下何愁不兴！”
朱翊钧感慨万分，激动地道：“务实，以你的出身，竟能有如此想法，实在让朕意外，不过这也更让朕了解你的志向。朕现在知道，你不是安做‘高文正公之侄’之人，而是要自己做这个英雄，你希望你的‘高门贵第’不是来自于祖宗余荫，而是来自于你自己。”
高务实不纠结这个问题，而是把话题稍微一转，道：“皇上，还有另一点您不要忽略了——臣对高门贵第的认可，并不只是此人做出了多少功绩，而是他是否尽心尽力。一个人，能力越大，责任也应该越大。
这就好比……好比河南水灾之时，地方名流士绅捐资赈灾，寻常乡绅耆老捐个十两八两，也是一番心意，不能说他们不尽心。可若臣也只捐个十两八两，那就是笑话了，因为臣的能力显然不止于此。”
“哈哈，没错，朕知道你的意思了。”朱翊钧到底不笨，已经反应过来，笑着道：“黄芷汀虽然只是一地土司，但以她在此番平靖安南之战中所立下的功勋来看，的确应该算得上尽心尽力了，嗯……很符合你的‘高门贵第’观。”
“不过……”朱翊钧微微蹙眉：“这次事情的封赏已经过去了，朕却不好再拿出来又赏一回。”
高务实摆手道：“皇上，臣不是为她请赏，若说请赏，黄芷汀若要赏，岑凌等人也都要再赏……哪有那个道理？他们将来若仍如此次这般尽心尽力，到时候又立新功，皇上再厚赏也不迟。”
朱翊钧欣然道：“不错，你说的有道理。”然后顿了一顿，又道：“如果按照你方才的说法，那这位黄……嗯，她现在是什么官？”
“哦，皇上问到这件事，臣还正要禀告一番。”高务实忽然面色严肃了一点。
朱翊钧招了招手，道：“边走边说。”说罢再次向前走去。
高务实跟上，开口说道：“广西土司移镇之事，一直都在进行当中，这几个月下来，岑黄两家治下土民转移至安南的，已经有接近一半之多了。张抚台在给臣的私信中也提到，广西方面的汉人人口数量并不是很足，即便有，也不愿意随便迁徙……”
朱翊钧点了点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故土难离乃是人之常情……不过，张任打算怎么解决？”
“张公的意思，此事单靠广西是很难办出成效的，须得朝廷有其他措施。”
朱翊钧皱眉道：“朝廷？嗯……朝廷是应该有所举措，但朝廷从哪给他迁徙人口呢？广东或许有，但广东之民恐怕也不乐意去广西吧？再说，若迁广东人口去广西，广东的地方官只怕也不乐意，到时候双方推诿，朝廷也不好办。”
高务实道：“从去年到今年，大明有两处灾情比较严重，一是辽东洪灾，这个暂时跟广西关系不大。另一个则是江南洪灾与风灾并发，听说南直隶方面已经数次向朝廷报警，连带浙江在内，江南地区的难民不下两三百万之巨……”
“你想把这批灾民迁去广西？”朱翊钧眉头大皱：“这只怕不好办吧？万里迢迢的，这样迁徙过去得耗费多少粮食？朕倒不是不肯开放太仓，但就怕太仓之粮也未必够用，再加上太仓之粮关系到南京、苏州之安定，万一下面那些官员从中做些手脚，结果调集不力，灾民路上不够吃的话，到时候得饿死多少人？”
高务实道：“未必一定要走陆路，这件事臣有一个想法：由臣的京华集团负责从海路运输，将江南难民转移至钦州港，然后广西方面再将他们安置去桂西、桂南各地补上土司土民之缺。”
朱翊钧想了想，发现这个计划至少有两个问题不够明确，于是问道：“且先不说京华集团能不能有这样的运力，先姑且算是有，那么运费怎么办？这件事是国事，朕总不能让你自己贴钱来做这个赔本买卖，京华做这件事需要花多少钱，你得给朕一个数。”
然后他又道：“还有，朕虽然不是很清楚海运的耗费，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难民在海上也要吃东西的吧？这些吃的粮食从哪来，如果还是需要太仓存粮，那问题就转回去了。”
说到这里，他又想起一件事，道：“哦对了，还有他们到了钦州之后又怎么办呢？这都是些难民，余财肯定是没有多少的，到了钦州之后吃什么？广西恐怕支撑不起这两三百万人的吃食吧？”
那铁定是不能的，这两三百万难民，连富庶得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江南地区都焦头烂额了，何况广西？
但高务实面色平静，镇定自若地道：“好办，让他们吃安南的粮食。”
朱翊钧愣了一愣，迟疑道：“此言何意？让安南都统司拿粮食赈济这些百姓？这个……不会激得安南生变吧？”
拿下安南，现在可已经是他万历天子的一件大功了，可不能出现什么反复，所以朱翊钧才会有些紧张。
高务实道：“臣有这样一个打算：让岑黄两大土司去找安南都统司商量粮食的事，然后朝廷拿部分移民找岑黄两大土司换粮食。”
朱翊钧楞了：“拿移民换粮食？这两家土司要移民有什么用？”他倒不觉得把这些移民给了岑黄两大土司是“卖”，因为对于他这个皇帝而言，土司也是他的臣子，这些移民只是从流官治理地转移到了土司治理地，但依然是大明的子民。
高务实道：“江南之民，历来精于耕种，是以江南之田虽非天下最肥，可单位亩产之高却居全国之冠。皇上，这些人在江南，现在无田无地，已经成为影响安定的隐患，但若是去了广西、安南，他们的耕种技术，却是当地最为稀缺的。”
他微微一顿，道：“广西且先不说，就说安南，那地方虽然又热又多蚊虫瘴疠，但其实地力颇佳，只要耕种得法，若干年后，说不定不逊于江南，岑黄两家土司若有远见，当知这批流民实在奇货可居。若是他们无此远见……嗯，臣可以去信指点他们一二。”
朱翊钧不认为高务实说自己去信“指点”是一件吹牛的事，在他看来，高务实的水平岂是土司们能比？能指点他们，那是他们的福气。
他思索着道：“也就是说，这些人留在江南是坏事，送去广西和安南就成了好事了；他们在江南是瘟神，地方上恨不得早点送走，但若能去广西和安南，那两地却是欢迎得不得了？”
“陛下圣明，就是这个道理。”
朱翊钧皱眉想了起来，其实对他而言，开发广西并不是多么重要，开发安南那更是一点都不重要，但保持江南地区的稳定却很重要——那里是大明的钱仓。
“你回去之后算一下，这其中的花费到底怎么办，最终朝廷需要花多少银子，地方上面要做哪些事，以及有没有能力做好。”
高务实拱手应诺。
此时，兵仗局要到了。